借改革春风做好农村金融

■王小妆
    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5年来，对“三农”的财政投入达到4．47万亿元，年均增长23．5％。按照这个增长速度，2020年，一年对“三农”的投入将达到4万亿元。这让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印象特别深。他说：“我看过一些资料，美国的新农村建设花了两百多年；日本花了五十多年；最快的是韩国，1973年开始，花了三十多年。归结起来就是三点：资金、税收、技术。 ”
    200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越来越大，农业技术的问题国家也一直很重视。在刘建忠代表看来，近年来，农村金融需求日益旺盛和多元，但广大农村仍长期处于资金“贫血”状态，基础金融服务分布不均，金融支农的风险也较大，成为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概而言之，农村金融很大的问题还是融资渠道的问题，也是农村金融服务的问题。
从建议说起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有一句话，刘建忠代表记得也很清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
    “我的理解，既然是引导，就包括体制、机制的创新，也包括经济利益的导向。 ”刘建忠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他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探索推进‘三权’抵押融资，解决农民贷款难”的建议。建议中提到，作为全国最早试点“三权”抵押贷款的省、市之一，截至2012年年底，重庆发放“三权”抵押贷款310亿元，支持了20万农户和企业发展生产，而不良率仅为0．006％。这里面，从政府规范引导的角度看，主要有三条：一是政府出台了管理办法，明确了确权登记部门，规范了抵押、登记、转让、处置等程序；二是在补偿机制上，市区两级政府出资设立了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金融机构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补偿率35％，其中市级承担20％，区、县承担15％；三是在担保方式上，政府出资30亿元组建兴农担保公司，专门为“三权”抵押贷款提供担保。
    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重庆有10多家金融机构以不同的形式介入了“三权”抵押融资，立足“三农”的重庆农商行理所当然充当了其中的主力。
    刘建忠表示，目前，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善，贷款主要看抵押物，农村金融难以迈开大步向前发展的关键还是一个抵押物的问题。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不利于“三权”抵押贷款的大规模推进，因此提出了三个方面、七条建议。
马培贵的故事
    重庆农商行的支农实践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家住石柱县龙沙镇石岭村的马培贵，从事草莓种植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种植技术和经验，但由于一直贷不到款，没法扩大规模，只能“小本经营”。 “想去银行贷款，可家里除了这房子，没啥值钱的。这房子在银行又贷不到款。 ”马培贵无奈地说。
    针对马培贵的困局，重庆农商行在当地率先推出了“三权”抵押贷款业务。该行石柱支行受理马培贵的申请后，仅用三天时间，就发放了农房抵押贷款13．8万元。如今的马培贵已成为当地农民的 “致富样本”：草莓种植从10个大棚增加到26个，年纯收入也从10万元增加到了25万元。
    数据显示，到2012年9月末，重庆农商行发放“三权”抵押贷款近100亿元，支持了近10万农户和涉农企业发展生产，为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 “带动效应”。据记者了解，近年来，重庆农商行将支农重点放在支持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断创新贷款产品，到2012年9月末，重庆农商行已推出近50款涉农金融产品。
    比如，该行抓住重庆开展土地流转改革契机，推出农民户改复垦贷款品种，有效地推动了农地治理，同时保障了农民收益，加快了户籍改革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该行在重庆银行业内率先推出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将土地未来收益权作为农民的贷款保证，突破了现有的必须以实物作抵押、或由多个农民联保的贷款模式，成为“三权”抵押贷款的有益补充。
用体制、机制挖掘“三农”贷款活力
    石柱县支行很麻利，重庆农商行各分支机构、各级员工都很麻利，是怎么做到的呢？2008年，重庆农商行在改制时做出了庄严承诺：改制不改向，改名不改姓。
    由于农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发展相对滞后，要坚守这一点是要经受诱惑，经受考验的。农信社时期涉农不良贷款在不良贷款中的比重曾达到60％—70％，目前，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仍比贷款的不良率高近1个百分点。“有的网点，一天也没有几笔业务，但是还得保留，得有五、六个人，得有成本和费用产生。 ”重庆农商行“三农”事业部负责人说，“我们80％的网点和人员都在农村，1200多个农村网点，有340多个处于亏损状态，每年亏损3600多万元。 ”
    出路在哪里？ “我们抓住国家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和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机遇，坚持‘以城哺农’，用‘两条腿’走路，靠做优城市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发掘利润增长点，进而反哺支持农村业务加快发展。 ”
    重庆农商行的成绩单能说明问题：资产规模，从2002年年底的640亿元增至2012年9月末的近4000亿元，增长3300多亿元，增幅520％，成为重庆市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从不到400亿元增至2800多亿元，增长2400多亿元，增长了6倍，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存款银行。贷款余额，从不到300亿元增至近1700亿元，增长1400亿元，翻了两番多，成为重庆市最大的涉农贷款银行、中小企业融资银行、个人信贷银行。不良贷款率，从60％下降至1．2％以内，净降59个百分点，资产质量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主要指标在全国农村金融机构中处于领先，核心资本充足率等三项指标在17家中资上市银行中居前列，成功跻身世界银行500强和国内上市公司500强。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重庆农商行如何把“包袱”做出彩来，在农民中形成口碑，从而把农村变成根据地，夯实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础，应对强势对手的竞争——这不是耸人听闻，外资银行已经纷纷拿到了村镇银行的牌照。
    “三权”抵押贷款无疑是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也是重点，重庆农商行创造性地推出了以 “丰都肉牛贷”、“铜梁核桃贷”等为代表的区县特色贷款品种，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也是重点……凡是 “三农”需要的，都会进入他们的业务视野。
    比如，他们在重庆较为偏远、缺乏金融机构的镇村设立了600多个 “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当地村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小额存取款、支农惠农补贴支取、账户余额查询、自助缴费、存折补登等基础金融业务。
    再比如，他们发行了全国首款针对农民工的专属银行卡——江渝乡情卡，发起设立总额达1000万元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乡情慈善基金”，专项用于补贴重庆籍农民工的异地汇款手续费，最高可达600元／年／卡，到2012年9月末已累计发卡超过460万张。又如，他们的手机银行免收服务年费、汇划手续费、短信通知费等费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用户近50万个，交易金额超过900亿元。
    他们认为，农民缺乏金融知识也很“吃亏”。于是，“送金融知识下乡”，教农民识别假币、异地汇款、银行卡使用方法还有理财知识等内容，仅在2012年，这样的活动就搞了1万场。
    以上这些举措，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保驾护航”：重庆农商行成立了“三农”事业部，对“三农”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将主城区以外的30多家支行划分为 “三农”业务支行，实行倾斜考核，将涉农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考核利润，并加大对信贷人员的奖惩力度。 “激励效果非常明显，近三年来，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年均增幅保持在30％以上，而涉农贷款不良率从16％以上降至2％以内。 ”刘建忠代表说。
    把“三农”服务好了，也能直接增加收入，难怪“三农”一线机构、员工效率那么高。到2012年9月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超过72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40％以上，是成立时的2．4倍。
着力“三化”，转型升级
    银行业面临挑战，特别是中小银行压力更大，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从2012年开始，重庆农商行提出了“三化”战略：着力特色化经营，打造面向市场需求、符合自身特点、具备差异化优势的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重庆最大、最优的零售银行，优质公司和机构的主力银行，收益多元的现代银行。
    而深耕多年的农村，已成为重庆农商行的优势领域。刘建忠代表说，“我们80％的网点在农村，我们有1．5万名员工，我们了解农村，了解县域，人熟、地熟，我们的优势在县域，在农村。 ”
    着力精细化管理，打造架构科学、管控有力的流程银行。做到职责明晰、制度合理、指导到位、查处有力、考核科学、技术跟进，跟上组织形式变革、上市银行要求、业务增长速度。
    “业务发展了，精细化管理更要抓好，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味抓业务，那么银行肯定不会稳健发展。 ”刘建忠说。
    着力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打造全行员工共谋发展、共享和谐的幸福家园。把员工的心聚拢起来，把团队的精神振奋起来，把全行的潜力激发出来，为攻坚克难、奋力前行提供不竭的动力。
    作为一家由农信社蜕变而成的商业银行，60多年走过来，培育出积极、阳光、向上的企业文化，是有难度的。
    这其中，有制度的建设，就是从体制机制上让大家心齐气顺，包括用人、包括薪酬，比如，只要业绩做出来，重庆农商行的员工收益可以是部门管理人员的两倍、三倍。也有精神的力量，特别是管理层。
    “一支一两万人的队伍，触角伸到了8万平方公里每个角落，领导层如果没有一点责任感、使命感，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是很难形成凝聚力的。 ”刘建忠说，对重庆农商行来讲，因为有支农的承诺，无论如何都会咬定“三农”不松口，从这个角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情，在政府的引导下，必然会出现金融机构踊跃服务“三农”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