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得敢啃“硬骨头”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改革”。这是今年新一届中央领导传递出的不失时机深化改革的强劲信号，而其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那么，改革为何广受关注？深化改革难在哪？推进改革路径何在？本报从税收改革、教育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领域着手，探讨当前改革进程中的难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税制改革

　　建立财权事权相匹配制度

　　当前，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没有很好地解决分配问题，因而无法通过拉动内需的高速增长来解决经济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专家建议，应该改革目前政府收得多、老百姓分得少的财政体制，扩大分配，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现状　总税收约占GDP 20%

　　当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税负都比较重，除了法定的税收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规费。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与国际水平相比，该税负水平不属于“税负高”的情况，但从实际出发，中国劳动者的平均税率并不低。

　　据了解，为了使企业减轻税收负担，中国不仅降低税收收入增幅目标，而且还提出扩大赤字的计划。记者回顾发现，2007年中国财政赤字为2000亿元，2008年财政赤字为1800亿元，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为6500亿元至8000亿元，而2012年财政赤字是8000亿元，2013年，中央政府拟安排1.2万亿元财政赤字，增幅高达50%。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速下滑使得财政收入低增长，二是无法压缩刚性财政支出，如国防、社会保障、行政支出等。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就提出，当前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匹配不合理，财权过于集中在中央政府，而且对于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先征后返”的做法，这就容易导致“跑部钱进”现象，一是降低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容易滋生腐败，三是容易让地方政府产生争当贫困地区的现象，养成“中央的钱不拿白不拿”，而拿来又不珍惜使用的习惯。

　　解决　减免权下放到地方

　　“目前那些承担就业和创业压力的小微企业及中小企业面对税收还是有压力的，想要减缓这些压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有必要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的负担。”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只有企业实力增强了，国家财政收入才不会减少。

　　因此，宗庆后建议，各级政府都要建立完善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要少投资甚至不投资，把投资的事情主要交给企业去办。同时要调整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把能否做到自负盈亏、收支平衡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对于收支不平衡的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授人以渔”的方式，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早日脱贫。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要征收税费往往地方政府就能决定，要减免却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这一现象极不合理。为此，有业界认为，为了避免乱征收税费的现象，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建议要将开征税费的权力统一收到中央，即要新增税收或规费名目，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但开征之后的减免权则可以下放到地方，由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

　　“财税体制改革很关键，否则其他改革将寸步难行。”陈湛匀告诉记者，首先，要建立地方政府稳定财税来源，比如在“营改增”试点中，要积极扩大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在农村经营用地和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后，在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扩大对城乡房产存量和增量房产税征税试点范围；其次，要从“国退民进”改革中找到解决财政困境的办法，比如提高国企分红的比例，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等；最后，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等多元化融资。我们不能走老路，比如卖地、投资拉动来解决财政问题，也不能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只有通过财政税改革，调动地方积极性，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构建造血补血功能，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陈湛匀同时表示，要通过加强减税力度，来减轻居民的负担，促进保障工程，从而较好地改善民生。劳动负担减缓了，劳动者积极性就会提高，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教育改革

　　众人拾柴火焰高

　　教育改革往哪儿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今，“各人自扫门前雪”式的单项改革越来越难奏效，教育的明天，希望在于“众人拾柴火焰高”。

　　现状　高校盲目扩张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工作取得了飞速进步，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为国家社会和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然而，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普遍存在着盲目扩张、热衷升级的现象，职业技术教育空间被挤压，并由此带来学费飞涨、教育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机会不平等，人才培养层级不均衡等后果。

　　任仕达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钮晨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慎重审视当前高校盲目扩张升级的行为，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事实的确如此，当前，中国各级院校通过升级、合并等手段，中专变大专、大专变本科、专业大学升综合大学，大规模提高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但是在升级的同时，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师资力量并没有随之升级，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培养不出合格的大学生。一些本来专业性突出的大学，升级成综合大学后，专业设置重复，社会需求脱节，丧失了原来的优势。同时，为弥补升级扩张建设带来的资金短缺，不少学校通过涨学杂费来弥补资金的短缺，造成大学学杂费高涨，严重影响教育公平。

　　长期以来，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是培养技术工人的主要渠道。然而随着中国教育机构的盲目升级，原本存在的大量中等职业教育院校升级成大专乃至本科院校，职业教育的空间被严重挤压，教育部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数量从1041所扩张到2358所，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则从15600所下降到13900所，职业高等教育在国民教育序列中的比重大幅降低，缺乏高技能熟练工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

　　“找东，东不管；找西，让找东，结果卡了几个月动不了。”宗庆后这样阐述最近新建项目时遭遇的尴尬。今年全国两会上，审议、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有关行政审批改革议题成为代表委员口中的热词之一。

　　现状　制度改革未达目标

　　从２０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来，政府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中国原审批体系过于庞杂，又涉及到从中央到地方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简化“放权让利”、“应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的改革目标。

　　据统计，2001年以来，国务院部门已先后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31个省（区、市）本级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

　　近十多年来，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取消大批审批事项，简化了审批程序，但现有审批事项仍十分庞大，很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节、企业和个人自行解决的事项仍在通过审批制度去实现。这不仅导致企业、个人负担加重，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

　　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作为一家食品企业，除了厂房、设备筹备需要大量时间外，还至少要花大约三四个月时间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不仅如此，如果同一设备生产另一类产品又要新一轮申领程序，耗时又耗力。

　　解决　杜绝暗箱操作行为

　　宗庆后此前也指出，目前我们的审批制度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产生了很多暗箱操作行为。有些企业或个人为加快审批向审批机构或个人提供好处，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人为了获得审批提供好处，甚至某些中介机构还通过审批制度获得了“第二个政府”的“隐形审批权”（许多行政审批程序规定企业提供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审查意见或检验结论，这样这些中介机构就取得了类似行政审批的权力）。“这样的审批制度不仅导致腐败的产生、道德风气的败坏，同时亦增加了企业负担，更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目前的审批制度有点像准生证，只管能不能生小孩，一旦孩子出生，是好是坏、今后养得好不好，我们的审批制度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宗庆后表示，另外，现行的许多行政管理法规注重的往往是行政审批环节，而对于监管环节则相对比较简化或忽视。这样就导致许多企业通过了行政审批之后没人去监管，又成为违法行为的滋生场所。

　　相关专家建议，对于能够通过市场调节、自由竞争实现的事项和行为应该不宜再通过行政审批来实现，目前绝大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是属于这样的状况，应当予以取消。而对需要准入条件的事项和行为，则应该制订完善的准入标准和条件，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可通过备案来实现准入。

　　解决　重新制定教师考评机制

　　对于高校盲目扩张升级的行为，钮晨辰建议，国家应该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对各高校进行重新评估，根据其实际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进行判定，是中专就要回归到中专，是大专就回到大专，是什么级别的学校就回归到什么级别，合理配备教育资源，完善人才培养结构。

　　宗庆后此前建议，应该对大学教师考评机制进行改革，设置教学和科研（项目）双通道考评标准，对从事教学和从事科研的教师分别制定不同的考评晋升标准，让从事教学的老师同样有可观的收入和晋升的前途。

　　收入分配改革

　　重点还在“提低控高”

　　据专家介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收入倍增，是指去除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翻一番。应该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高收入者慢一些，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现状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伴随着中国的“黄金发展”，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分化成为困扰中国转型的严峻挑战。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内地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项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显示，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反映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了中国亟须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除了基尼系数，中国的阶层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样令人忧虑。财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人社部的统计表明，中国行业差距已扩大到15倍，远高于发达国家1.6-3倍的水平，行业收入差距居于世界第一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2009年达到3.33∶1的峰值后开始逐步回落，但差距仍然在3倍以上。与此同时，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3.11∶1，按五等份收入分组，城镇最高收入组人均为51456元，最低收入组人均为10354元，城镇内部高低收入间的差距近5倍。

　　重点　缩小收入差距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过，“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在改革收入分配的方式中，有专家提出，只有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能让中国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资料显示，如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因为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使得国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让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多数居民购买力不足，最终导致社会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迟缓。

　　因此有观点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客观上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美国也有贫富差距，但若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的经济环境，必须让贫富差距得到有效的控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左传长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缩小收入差距无疑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特别是城乡差距，一直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和农村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增长幅度也较大，但是一定程度上却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因此城市人口过多，农村实体经济无人发展的不良局面。

　　突破　调节垄断行业收入

　　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改革将迈出标志性的一步，但收入分配背后各种力量的博弈非常激烈。各种事实说明，在中国，收入分配的改革，不破冰就无法前行。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让利。”提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某国家发改委官员如此表示。这里的“让利”包括政府对民众的让利，以及企业对职工的让利。而政府向民众的让利，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城市化进程，以及政府提高科教文卫支出，推进“非公36”的实施等。

　　左传长也对记者表示，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究其根源，要对体制的改革进行深化。虽然国家一直强调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局面，但是如何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显然是改革的重点，也是阻力最大之处。这就需要国家逐渐地去完善体制，改正机制中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中某些灰色收入或违法乱纪收入，更是直接体现了中国监督体系需要继续加强完善。”左传长说。

　　很显然，收入的制度化、阳光化显然是杜绝贪污腐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环节，而促进法制化进程，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各种监督，加大执法力度，才能保证收入分配改革稳步前行。

　　【教育公平】

　　高考改革无疑是百姓关切的最大难点和热点，据了解，2013年国家将研究制定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还将研究提出高考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试实施办法。

　　2012年，在4%的财政投入保障下，一系列关于教育公平的举措呼之欲出，全国各省市“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陈湛匀告诉记者，当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基本解决了孩子“有学上”的问题后，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孩子们“上好学”，如何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等。“当前诸如择校热、补习风、城乡教师差别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这些均与教育公平息息相关”。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城镇化浪潮下各种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的体现。有统计显示，目前上海已实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学校免费享受义务教育，2012年在上海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人。2012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陈湛匀表示，国家应鼓励城市善待那些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尽可能让他们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待遇的教育资源。事实上，记者获悉，2012年底前，备受关注的各省份关于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陆续出台，而这也被看作是中国为促进“教育公平”迈出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