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开发性金融实践和理论

    编者按

　　2014年被普遍认为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政府就为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设定了战略目标及改革路线图，而此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绘就了经济改革的蓝图。“改革”万众瞩目，自然也是让人万分期待。新一轮的改革将会取得哪些突破？这些改革会遇到哪些挑战？又将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新一轮改革献策建言，2014年4月12日上午，“2014·金融四十人年会暨‘改革的实施与挑战’专题研讨会”在京隆重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CF40特邀演讲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CF40学术顾问、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缪建民、中国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建华、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穆怀朋，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廖岷；CF40特邀成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何东；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顾问、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SFI创始理事、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许罗德等近170位来自政、学、商界的经济金融领域专家出席了本次盛会。

　　上午，陈元、刘士余、姜建清、李若谷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下午，与会嘉宾围绕大会主题在四个平行论坛展开了深入讨论。21世纪经济报道本期特刊发陈元和万建华的主题演讲，以飨读者。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 陈元

　　经济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从认识论来说，理论源于实践，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经济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概括和提高。早期的经济学往往是对社会实践中基础性规律的概括，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来则逐步发展成对政策实践的总结，例如二战后主张积极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上世纪70年代主张自由贸易和企业自主经营的新自由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可以形象地称之为“货币凯恩斯主义”。尽管这些理论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和主张，但都是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基于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对各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必须客观、历史地看待。评判经济理论是否正确，要从其基础性作用的实践入手，看它客观上是不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有正确的一面，也存在局限性。不能把一时的理论成功说成永远的成功，不能以短期内出现的问题否定理论曾经的积极作用，不能一切从理论出发，简单套用旧理论来评价新实践，否则就很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因此，只有客观地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能从实践中提炼出有价值、符合实践经验的理论，理论指导实践也才有意义。

　　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众所周知，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对当前经济金融理论的讨论必须从这个大背景出发。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贸易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过去二三十年，国际贸易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最近十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平均增速为10.9%，而全球GDP平均增速只有2.6%。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期经济发展，同时也使贸易顺差国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为日后长期发展打下基础，这在日韩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尤为明显。

　　贸易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的调整和细化，提升了整体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分工、发挥的作用不断调整，分工的优化与合作的深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价值链条中的位置和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和金融服务输出、技术和高端制造业输出、品牌输出、资源输出、劳动力加工输出五个层级。在目前的格局中，美欧日处于高附加值的层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层级迈进。

　　贸易全球化为货币和金融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贸易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转化为国内资本，进一步转化为国内投资、消费活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受财政紧张矛盾的制约，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刺激的空间相对有限，货币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跨境经济活动愈发活跃，通胀对货币扩张的敏感度在下降，因为贸易活动的增加本身能够吸收一定的货币增长，同时可贸易商品的价格水平也越来越多地受全球供需变化的影响。当本国物价高企时，国际储备货币国或外汇储备规模大的国家能够通过进口平抑物价。

　　贸易全球化使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全球化形成的商品流、服务流和资本流使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借助区域或多边合作，这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都为各自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主要是利用贸易带来的资本、市场、技术和商品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并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

　　从我国的实践看，贸易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国际贸易使我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人口红利、劳动力优势逐步得到释放，有效解决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和就业等难题。全球化极大地拓宽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边界约束。

　　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国际贸易积累的大量财富，推动我国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实践和理论看，开发性金融比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国际上最早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成立于1822年，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创设了第一家国际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当时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以财政运作为基础，以行政指令、政府审批、财政补贴为运行特征。1994年，我国按照这种模式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但随后很快遇到了挑战，在市场不完善、社会信用意识淡薄、道德风险严重的环境下，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服务发展、防范风险提出了新的要求。1998年我国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通货紧缩，国家调整了宏观政策，提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然而，传统政策性金融受财力有限、支持领域窄、效率低等约束，难以有效地执行国家宏观调控。在这种背景下，以金融运作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应运而生。

　　从理论框架看，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与传统政策性金融相比，开发性金融强调市场化运作，坚持支持发展与防范风险并重，注重资产质量和整体财务可持续，实现了从财政运作到金融运作的根本性转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核心原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建设市场、信用和制度，打通融资瓶颈；通过规划先行，促进科学发展；把政府组织协调和开发性金融投融资优势相结合，推动市场建设；注重管控风险、财务可持续的市场化运作。

　　从开行过去十几年的实践经验看，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和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把居民储蓄和社会资金转化为中长期资金，主动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实现了良性循环，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持公路146万公里、铁路6万公里；支持电力装机5.26亿千瓦，其中建成3.84亿千瓦；支持城市道路建设9.6万公里，轨道交通4000公里，城市管网172万公里。在城镇化方面，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搭建融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我国城镇化步伐，防范了风险。在普惠金融方面，主动培育市场机制，支持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助学贷款等领域。以支持辽宁棚改为开端，累计发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235亿元，贷款余额4363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总面积6.46亿平方米，惠及2500多万人。

　　在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发性金融还大力开展国际合作业务，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推动建立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发展服务的国际体系。在能源资源方面，成功运作多个跨国石油合作项目，支持国内油企开展产业链一体化整合，建立起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的长期供应机制，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在基础设施方面，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规划、建设为契机，支持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农业方面，大力推进海外粮食基地建设，不仅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也深化了与合作国的合作，改善了当地民生。在产业方面，发挥铺路搭桥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对外并购或设厂，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同时也支持亚非拉国家发展加工业，转移国内产能。此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建立上合、中国-东盟、金砖国家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提升我国金融话语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面对五位一体建设、四化同步发展的历史任务，开发性金融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开发性金融要继续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支持新型城镇化、棚户区改造、产业转型升级、走出去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