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 中国制造企业还得创造奇迹

曾经通杀全球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局，是从中央到地方包括银行一连串自以为是政策的必然结果

　　莎翁逝去四百五十年，全球纪念活动不断，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当下最大的心声也莫过于那句著名对白：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那些曾经的娇子为何变成阴郁的丹麦王子？宏观层面究竟出了怎样的偏差？

　　不应放任区域经济危机扩散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浙江经济曾在商圈互助中长成巨人，却也正由此面临毁灭打击。有消息称，中小企业的破产潮当下已通过互保关系波及到浙江省大企业，甚至是百强企业。当地原先的优势产业如纺织、化纤、钢构无一幸免，以前是一家一家地倒，现在是一圈一圈、一群一群地倒，而很多濒临倒闭的企业还是行业前景良好、自身经营没有太大问题的优质企业。反映在银行方面，某国有大银行浙江省分行下属各地机构，在一年间因互保贷款出现问题而被就地免职的就多达数十人。

　　有些传闻恐怕并非虚妄。工行、农行、建行、交行、中信和招商等银行在刚刚披露的2013年年报中纷纷指明债务重心在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其中，建行48%的不良贷款、中信银行52.93%的不良贷款、招商银行45.07%的不良贷款，均发生在长三角。

　　国家统计局的国家数据库更可明确查到，光浙江省的工业企业亏损数，已从2011年年初6700余家一下增加到2012年同期的近10000家左右，2014年2月更是高达10936家，占全部39057家企业的28%。2012年和2013年全年亏损企业均达到5000家左右，而2011年年末亏损企业只有3389家。

　　形势还在恶化。这表现在工业购进和出厂价格月度指数自2012年1月以来没有一个月增长超过100%。长期的亏损无疑在不断抽空企业的现金流，并通过互保危机扩散。

　　如果说工业只是一个方面，那么不妨再看其他指标。一贯富庶的浙江，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17.4%，迅速下降到2012年的13.5%，2013年更只剩下11.8%，低于全国13.1%的平均水平。对于更为综合的地区GDP指标，2013年前三季度浙江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均在108.3原地踏步，第四季度则进一步下滑到108.2。

　　在我们看来，市场化程度走在中国前列的浙江经济已经出现了整体危机，互保危机只是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更有可能恶性循环最终成为压垮浙江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反思的是，浙江企业破产潮日渐泛滥只是中国经济艰难转型的一个缩影。而在这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应对存在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是错误的腾笼换鸟政策淘空产业。以温州和温岭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富裕起来之后开始大搞“高大上”式城市建设，对低端产业不是翻新改造就是赶之出境，由此导致企业产生巨大的重建成本，并增加供应链重组成本，继而带动商圈成本上涨。很多地方是腾出了笼，结果鸟没来，徒剩下一大批空洞洞的房地产。

　　二是肿瘤化的房地产经济推高成本。房地产市场还在土地财政的刺激下继续上涨，推动租金成本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继而带动劳动力成本普涨。成本高涨和商业周期转换，挤干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三是全球产业梯度转移趋势压缩中国竞争力。企业综合成本上涨迫使浙江企业走向孟加拉和越南等国设厂，而在TPP框架下，越南等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国家显示出更为强大的成本优势。全球低端制造产业新一轮梯度转移大势的迅速扩散，加剧了中国企业的生存困境。

　　四是海外投资管制掐断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中国重创汇限制资本输出的僵硬政策，抑制了中国企业着眼于全球市场布局产业链，缺乏海外设厂和海外品牌建设的“中国制造”，难以增加产业附加价值并提升全球竞争力。

　　五是“一刀切”的产能过剩调整政策浪费了企业的资本积累。2013年一刀切限贷，甚至直接列出名单关停并转，当下在环保名义下更是变本加厉，让企业完全自行消化结构转型的成本。

　　我们认为，作为区域性金融危机最后防火墙的商圈，推倒容易重建难，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同一利益共同体关系，不应在浙江商圈经济崩溃后才被发现。

　　中国企业无法在前压后挤中创造生存奇迹

　　近年来，中国的债务风险一再被误读，尤其是今年以来，企业债务风险接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被误读的主角。实际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风险相比西方发达国家都不高。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6月底，全国五级政府债务总额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合计20.7万亿元，占GDP比重仅为36.39%，加上9.6万亿元或有债务也不过53.27%，远比西方90%左右的平均水平低。非金融部门债务总规模约为118.47万亿元，是2013年GDP的208%，与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而相比西方，中国债务更是得到居民传统较高储蓄率的支撑。

　　市场警惕风险是天赋权利，正如商业银行有权在年报中披露实体经济是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一般。而我们更看重的则是风险的来源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市场、金融机构和监管层对风险形成的原因以及应对策略存在诸多不当之处，不仅对风险化解不利，更有可能扩大风险的传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央行偏重总量调控轻视结构调整，利率政策操作也不到位。尤其今年春节以来，央行重在通过公共市场回收流动性，却轻视了对区域市场的常备借贷便利尤其是基层金融机构存准率调整的定向操作（本周的定向降准是一个迟到的补救）。与此同时，央行过于看重实际小众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指标，对企业贷款利率水平缺乏关注。理由在于，尽管今年春节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维持在低位，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际上浮60%左右乃至更高，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票据直贴利率高达8%左右，达到近两年来的高位，遭遇多年商业周期调整的实体经济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二是监管层以及商业银行过于关注局部和表面的风险，忽视了对全局性风险形成和演变规律的正确认识。在国有大行纷纷指责实体经济是不良贷款的来源之后，近日披露的银监会《关于做好2014年不良贷款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加强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控”管理并增提拨备，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由此还将不可避免地恶化。应当认识到，实体经济作为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土地增值最终离不开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来弥补。可惜的是，“精明”的金融机构已经忘却了此条原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公认为附加值低的“中国制造”，被一系列制度安排认定为能够承受比高附加值的西方企业更高的融资成本？有数据显示，去年夏秋期间，中国企业的贷款利率水平在6.15%，美国是2.25%左右，德国是3.5%左右，日本仅1%左右。然而，了解中国国情的人们都知道，中国企业实际承受着更高的融资成本，而近几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只在6%上下。如果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甚至继续抽贷，中国企业要生存下去，光制造商品显然不行了，还得制造奇迹！

　　实际上，中国企业还存在着严重的融资结构缺陷。大型企业挤占了太多的资金资源。据高盛统计，从2008年1月到2012年6月，最大的20%的企业债务增加了319%，而最小的20%的企业贷款反而下降了9%。而众所周知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2012年初以来，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日趋恶化，2013年更是遭遇限制产能过剩和环保的压力。经济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当下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正说明中国企业无法在前压后挤中创造奇迹。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试点真不是时候

　　监管部门在风险管理方面越走越远。近日，银监会批准工、农、中、建、交行和招行6家银行正式成为首批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银行，高级方法将分别对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进行计量。有静态测算称，此6家银行有望节约超过1000亿资本金，按当前10%资本充足率水平粗略估算，对应上万亿的风险加权资产。这在商业银行因商业周期推动不良贷款增加纷纷补充资本的当下，市场有理由认为这六家银行得到了政策红利。

　　不过在我们看来，鉴于监管部门的信贷总量控制政策，这六家银行可能会因资产风险权重的调整改变贷款资源分配，因此动态来看，红利只会更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中小企业的整体风险相对大型企业偏大，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配套，比如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如之前般加大政策性打折力度，商业银行将难以避免地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歧视倾向。

　　我们并不反对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的行动，尽管在当下缺乏违约案例的中国搞类似做法更多的只是一种游戏，或者说是一种象征。由于没有长期违约数据的支撑，这项差不多历经10年的工程对诸多数字实际是拍脑袋形成的。据悉，使用内部评级方法计算资本金需要输入4个指标：债务人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以及债项到期时间，而这正是业界纷纷期待中国信用债市场打破刚性兑付的重要原因。

　　然而矛盾的是，在现有约定的体系下，新方法的采用会对市场形成预期，尤其在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不良贷款颇有微辞的当下，如此预期的影响对实体经济显然是负面的。因此在我们看来，监管部门当下批准类似做法的时机并不明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让市场颇有厚此薄彼的微辞。

　　一是对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好处。金融危机以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巴塞尔协议Ⅲ，确立银行业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其中就包括高级法），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2019年前全面达标。之前，中国是G20成员国中5个未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国家之一，但居然还拥有2家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而内部评级法早在巴Ⅱ就提出来了，中国2013年生效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推行巴Ⅱ的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同时要求满足巴Ⅲ的资本标准。

　　二是对其他商业银行的压力。资本管理高级法先行先试的这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差不多也是先前7100亿同业存单获批的主要发行人，这将进一步加强当下商业银行的落差，对未来的民营银行试点也会产生冲击。如何在次级债券发行审批进行平衡，已经成为体现监管层公共政策公平性的重要尺度。

　　三是进一步恶化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这在产业债打破刚性兑付、长三角成为不良贷款核心区、浙江企业掀起破产潮、实体经济成为不良贷款来源的当下，资本管理高级法的运用通过突出中小微企业的风险程度，只会强化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庆幸的是，4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对县域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在商业周期调整、风险极易被过度解读而导致负面预期扩散的当下，出台公共政策尤其是金融监管政策需要格外考虑时机，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