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沟通有待加强
专访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中日沟通有待加强
2006年,当中日关系因为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多年参拜靖国神社而降至冰点时,宫本雄二开始了驻华大使的任期。
其后,宫本大使促成并见证了2006年10月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2007年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2008年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以及2009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首次访日之行。而当2010年宫本卸任没多久,中日关系就遭遇所谓“撞船事件”,陷入之后的一系列对立。可以说,宫本大使见证了中日关系从破冰到暖春再回到冰点的剧烈变化。
据日本媒体报道,4月中旬至5月初,包括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自民党总务会长代理二阶俊博及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在内的多名日本政界高层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在日本政界掀起又一波访华热潮的前夕,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日本东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他从一名资深外交官,同时又是“中国通”的独特角度,对当下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做出分析。同时,对于中日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势给出了他的独到见解。
建议安倍更为务实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分析首相安倍选择在去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宫本雄二:安倍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2006年9月~2007年8月)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下台后在日本国内遭受到了一部分国民的批判。因此,在第二次出任首相后,他一直强调说自己为没能在第一个任期内参拜感到“悔恨至极”。外部压力增大,是促使安倍参拜的一个原因。
其次,中日韩都出现了新的领导班子,照理说是开创新局面的好时机,然而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棘手问题,因此安倍为了缓和同中韩两国的关系,在上台的头一年时间里忍着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他最后发现,即使不去参拜,与中韩的关系也没有缓和的迹象。所以,安倍在明知有损于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参拜。我认为,这是安倍根据自己面临的状况做出的综合判断。
日报:美国对此次安倍的参拜表示“失望”,这似乎是日方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宫本: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对安倍的参拜表示“失望”,首先是希望日本能着力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其次,现行的世界秩序是由二战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如果日本国内出现了另一种历史观的话,欧美国家可能会认为日本有意破坏现行世界秩序的企图,这对日本和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将产生消极作用。此次安倍参拜之后欧美国家的反应表明,这一迹象也有所显现。
中日双方都对“想象中的对手”不满
日报:目前中日两国的这种紧张关系是可控的吗?
宫本:这不是可不可控的问题,而是必须得到控制。中日两国都必须清楚认识到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发生对立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好处。中国和日本之间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对两国都是最佳选择。
如果中日之间在军事层面的紧张不断加剧,即便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日两国的外资都会撤走。两国的经济都将遭受到大冲击。因为对投资者来说,不用等到战争发生,只要他们认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就直接把钱撤走了。
日本最近经济逐渐有复苏的迹象,而中国也在十八大后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然而,一旦两国发生冲突,这些国家目标都将无法实现。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中日两国如果不努力携手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话,将拖累实现各自国家目标的步伐。我相信,中日两国领导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目前两国的紧张关系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解决,而当双方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的时候,那解决的办法自然会出现。我今年67岁了,还没有遇到过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宫本: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两国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待加强。两国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也有不同,比如首脑会谈,日本认为,既然双方目前政治互信程度低,那就应通过首脑会谈的形式逐步建立起互信;中方则认为,应先通过低层级的事务性会谈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之后,才有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类似这种对同一事物的思考模式上的文化差异,双方还有很多。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双方都需通过实际行动,向对方表达自己“重视对方、企盼合作、避免冲突”的决心和意愿。当两国领导人接收到了来自对方的这些信号,且认为是可信和可行的之后,自然会向外交等事务部门作出指示,具体事务层面的操作就简单很多了。从目前情况来看,还需要一些时间。
除了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之外,还需要民间人士之间的沟通,比如财经界和各地基层人士之间的相互交流。此外,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也相当重要。
日报:过去几十年间,中日民间的交流活动一直有,并且可以说收效颇丰,但在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争议之后,这些成果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这里有没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宫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对对方印象的改变。对一些日本人来说,在“厌恶”中国的同时,更“害怕”中国。在2012年之前,有这种感觉的人还很少。“害怕”的主因是中国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逐步强大。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军事专家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每一次只要中国海军有任何动静,日本媒体都会聚焦,再加上一些好战言论的推波助澜,让许多日本人感受到威胁。
我去日本很多地方演讲,很多听众事后向我反映,我所谈的有关中日关系的一些内容,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还有些人说,在听我的演讲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考虑过问题。这就表示,日本的媒体从来没有向本国社会传达过类似的事实和思维角度。可以说,中日双方都在对自己“想象中的对手”感到不满。
日报: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的担忧,你怎么看?
宫本:很多中国人认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复活的象征,但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就会知道,日本这样“少子高龄化”的国家是无法实行军国主义的。在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让谁去打仗?在社会保障支出都逐年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军费?
“做一个和平国家”,这是贯穿了日本整个战后史,得到全体日本社会支持的理念。对于日本是否有让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这一问题,中国社会整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在中国的学术界却早有定论,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几乎不可能。
在2008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到: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与此同时,我认为日本方面也应该做出相关努力,比如,日本必须明确过去针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与中国人民用心交往。
2006年,当中日关系因为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多年参拜靖国神社而降至冰点时,宫本雄二开始了驻华大使的任期。
其后,宫本大使促成并见证了2006年10月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2007年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2008年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以及2009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首次访日之行。而当2010年宫本卸任没多久,中日关系就遭遇所谓“撞船事件”,陷入之后的一系列对立。可以说,宫本大使见证了中日关系从破冰到暖春再回到冰点的剧烈变化。
据日本媒体报道,4月中旬至5月初,包括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自民党总务会长代理二阶俊博及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在内的多名日本政界高层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在日本政界掀起又一波访华热潮的前夕,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日本东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他从一名资深外交官,同时又是“中国通”的独特角度,对当下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做出分析。同时,对于中日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势给出了他的独到见解。
建议安倍更为务实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分析首相安倍选择在去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宫本雄二:安倍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2006年9月~2007年8月)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下台后在日本国内遭受到了一部分国民的批判。因此,在第二次出任首相后,他一直强调说自己为没能在第一个任期内参拜感到“悔恨至极”。外部压力增大,是促使安倍参拜的一个原因。
其次,中日韩都出现了新的领导班子,照理说是开创新局面的好时机,然而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棘手问题,因此安倍为了缓和同中韩两国的关系,在上台的头一年时间里忍着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他最后发现,即使不去参拜,与中韩的关系也没有缓和的迹象。所以,安倍在明知有损于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参拜。我认为,这是安倍根据自己面临的状况做出的综合判断。
日报:美国对此次安倍的参拜表示“失望”,这似乎是日方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宫本: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对安倍的参拜表示“失望”,首先是希望日本能着力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其次,现行的世界秩序是由二战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如果日本国内出现了另一种历史观的话,欧美国家可能会认为日本有意破坏现行世界秩序的企图,这对日本和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将产生消极作用。此次安倍参拜之后欧美国家的反应表明,这一迹象也有所显现。
中日双方都对“想象中的对手”不满
日报:目前中日两国的这种紧张关系是可控的吗?
宫本:这不是可不可控的问题,而是必须得到控制。中日两国都必须清楚认识到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发生对立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好处。中国和日本之间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对两国都是最佳选择。
如果中日之间在军事层面的紧张不断加剧,即便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日两国的外资都会撤走。两国的经济都将遭受到大冲击。因为对投资者来说,不用等到战争发生,只要他们认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就直接把钱撤走了。
日本最近经济逐渐有复苏的迹象,而中国也在十八大后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然而,一旦两国发生冲突,这些国家目标都将无法实现。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中日两国如果不努力携手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话,将拖累实现各自国家目标的步伐。我相信,中日两国领导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目前两国的紧张关系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解决,而当双方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的时候,那解决的办法自然会出现。我今年67岁了,还没有遇到过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宫本: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两国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待加强。两国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也有不同,比如首脑会谈,日本认为,既然双方目前政治互信程度低,那就应通过首脑会谈的形式逐步建立起互信;中方则认为,应先通过低层级的事务性会谈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之后,才有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类似这种对同一事物的思考模式上的文化差异,双方还有很多。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双方都需通过实际行动,向对方表达自己“重视对方、企盼合作、避免冲突”的决心和意愿。当两国领导人接收到了来自对方的这些信号,且认为是可信和可行的之后,自然会向外交等事务部门作出指示,具体事务层面的操作就简单很多了。从目前情况来看,还需要一些时间。
除了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之外,还需要民间人士之间的沟通,比如财经界和各地基层人士之间的相互交流。此外,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也相当重要。
日报:过去几十年间,中日民间的交流活动一直有,并且可以说收效颇丰,但在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争议之后,这些成果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这里有没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宫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对对方印象的改变。对一些日本人来说,在“厌恶”中国的同时,更“害怕”中国。在2012年之前,有这种感觉的人还很少。“害怕”的主因是中国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逐步强大。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军事专家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每一次只要中国海军有任何动静,日本媒体都会聚焦,再加上一些好战言论的推波助澜,让许多日本人感受到威胁。
我去日本很多地方演讲,很多听众事后向我反映,我所谈的有关中日关系的一些内容,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还有些人说,在听我的演讲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考虑过问题。这就表示,日本的媒体从来没有向本国社会传达过类似的事实和思维角度。可以说,中日双方都在对自己“想象中的对手”感到不满。
日报: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的担忧,你怎么看?
宫本:很多中国人认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复活的象征,但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就会知道,日本这样“少子高龄化”的国家是无法实行军国主义的。在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让谁去打仗?在社会保障支出都逐年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军费?
“做一个和平国家”,这是贯穿了日本整个战后史,得到全体日本社会支持的理念。对于日本是否有让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这一问题,中国社会整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在中国的学术界却早有定论,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几乎不可能。
在2008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到: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与此同时,我认为日本方面也应该做出相关努力,比如,日本必须明确过去针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与中国人民用心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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