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好的政策终究也要接受市场和实际的检验。必须认识清楚，当前适度刺激“稳增长”是中国经济目前“行稳”的策略，而坚持深化改革才是中国经济“致远”发展的大计。

　　投资与理财 张嗣兴

　　4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比上月微升0 .1个百分点；同日汇丰发布的中国PMI指数为48%，创8个月以来新低。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 3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中型企业PMI为49. 2%，比上月回升0. 2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9.3%，比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中小型企业PMI仍都位于临界点以下。由于汇丰PMI更多涵盖中小企业，故与官方数据相左，但总体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具体看，投资增长继续回落，1～2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9%，增速比上年全年低1.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创下近6个月的新低；1～2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1.8%，创下2009年2月以来新低；与此同时，1～2月中国出口下降1.6%，增速大大低于上年全年的7.9%。可以预测一季度GDP增速会低于7. 5%，比去年同期和上季度都会有小幅回落。

　　于是，西方不少人就又调高了唱衰中国的调门。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债务，有观点认为，中国金融市场会出现危机，增速会继续放缓，这会拖累大宗商品市场，从而进一步拖累新兴市场。

　　或许中国最大的问题现阶段存在于金融系统，比如说中央和地方债务，最终会影响到银行系统，因此金融系统健康运行相当关键。一方面，因为中国此前没有利率市场化，理财产品涌现，外加缺乏监管而易引发风险。影子银行的存在，相当于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变相开放利率，但又效率不足，会发生风险，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确向传统银行提出了挑战，尽管竞争并不是坏事，但此前这类变相的改革风险太大。而真正恰当的应当是直接的银行业改革，减少对影子银行的激励政策，之后再逐步考虑将其纳入传统银行表内业务之中。影子银行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传统银行业的限制以及缺乏改革动力，因此防范此类风险的出路，就在于不断深化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业的改革。所幸的是，此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正是银行业。债务问题无非就是说中国负债率高。所说中国负债率高，往往用的数字是中国信贷存量占GDP比重，仅此看接近GDP的200%，非常高。其实，这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一个国家国民储蓄高的话，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就会高。储蓄转化为投资，自然要通过银行来做，其体现自然就是信贷存量很大。因此，信贷占GDP比重高，与其说反映的是中国负债率高，不如说是中国金融结构的单一性——间接融资为主导，直接融资非常有限。如果中国的股市非常发达，像美国一样发达的话，中国的信贷量就会降下来。因为储蓄和投资的桥梁不是通过银行系统或通过负债创造来产生的，而是通过权益市场来直接实现的，信贷量就不需要太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负债率应该体现为对外负债，而对外负债，中国的数量则是极少。由此可见，面对中国经济当前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西方一些舆论过于“唱空”、“唱衰”中国经济，他们强调所谓的“硬着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当然，也要坦率地承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换挡期，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长放缓，风险提高也是事实。

　　2014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确实是错综复杂。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借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3月31日在芝加哥的演讲表述，是“虽然经济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毫无疑问，经济和就业市场还没有回归健康状态。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经济复苏仍然感觉像是衰退。从某些方面说，就业市场比任何衰退期更严峻。”欧洲：用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4月3日讲话所言：“经济艰难比基准预测时间还久。失业率又居高不下。”而3月欧元区的通胀率仅为0. 5%，降至20 09年11月以来的新低，这一数据加剧了欧元区或陷入“日本式通缩和滞胀”的隐忧。日本：尽管日本经济实现连续5个季度增长，但增速已经放缓至2012年四季度以来最低水平，随着经济数据日趋低迷，“安倍经济学”的魔力似乎正在消失。更令人担忧的是，4月即将启动的上调消费税计划将对日本经济复苏造成额外拖累。分析师们已普遍预计，日本央行不久将会加大宽松规模。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增速下滑等诸多问题，其中不少国家已陷入新的危机阶段之中。从国内形势看，“三期叠加”，矛盾突出，经济收缩“阵痛”明显。除了本文开头讲到的GDP增长回落、PMI维持于荣枯线下外，沪深股市指数下跌明显亦不可忽视，其中上证指数、深证成份指数全年跌幅分别为7.1%和10.7%，今年初至3月14日分别进一步下跌了5.3%和10.9%。

　　中国经济的阵痛，一方面是多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积累之后，生产方式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经济的必然冲击，也是决策层适应历史发展趋势、主动推动改革措施的结果。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产能相对过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等问题的冲击。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以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人口红利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为过去35年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如今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弱化，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明显收窄，企业利润增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过去增长方式面临的瓶颈日益显性化。其二，过去GDP考核指挥棒下各地“大干快上”，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风电等行业产能过剩日益严峻，市场供需矛盾逐步转化为潜藏的系统风险。其三，地方政府债务虽然目前风险总体可控，但存在诸多隐忧，尤其是各级政府在债务发行、偿还等方面权责划分不清，可能会对政府性债务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其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虽然是近年来政策层面倡导的主题之一，但剧烈波动的资金价格也在不断发出金融资金“空转”的警示。同时，“阵痛”也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简单依靠低技术含量的廉价劳动力、以政府推动扩大投资生产，已很难有效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在金融领域，政府性债务的隐形担保、政府对市场利率的干预正逐步成为市场发展的阻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力量的不断壮大，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过剩企业的冲击将更趋明显，地方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加大。随着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改革深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阵痛”。这是必须承受之痛。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需要，改革是必然的选择。只有顺势而为，适应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主动改革，在“阵痛”中站稳脚跟，坚持下来，才能赢得胜利。所以，只有坚持不断深化深化改革，才是长远发展大计。

　　从中国之国情出发，中国经济目前追求稳增长，依然是个现实任务。稳住了经济增长，就稳住了大局。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有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在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协同并进中稳增长，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会议明确了三项经济推进措施，包括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而此前，于3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内蒙古赤峰铁南棚户区时曾经表示，今年全国要改造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国家发改委近期亦公告称，有5条铁路线建设项目获批，总投资额约1424亿元。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笔者以为与通常情况下“稳增长”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组合拳比较，此轮“稳增长”的首选是适度的产业政策，这是由于央行“降杠杆”，政府预算约束及产能相对过剩的形势决定的；对于本轮“稳增长”的预期也只是“微调”，从而避免造成再度刺激，房地产再融资的放开。而重点支持两大产业，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在民生和协调区域发展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同时大规模的投资能有效拉动经济，是较为稳妥的刺激方式。

　　好的政策终究也要接受市场和实际的检验。政策风向却已在资本市场泛起涟漪，在京津冀概念股、水泥股、地产股拉动股指回升的同时，市场的注意力已转移到稳增长的题材中，对于更为重要的改革深化、经济转型、调结构注意力有所转移。必须认识清楚，当前适度刺激“稳增长”是中国经济目前“行稳”的策略，而坚持深化改革，才是中国经济“致远”发展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