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等风的日子

　　市长们必须为了跟上时代步伐而花费政治资本，他们的观念必须超前。但他们必须在对未来的投资和

　　市民的感受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这是石家庄市长需要面对的课题，也是所有中国地方官员需要面对的课题

　　文|孙晓青

　　等风来，对于石家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风吹霾散，意味着可以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也许还能看见久违了的蓝天。“知道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被雾霾困扰是什么感觉吗?连新鲜空气都成了稀缺品，正常呼吸变得很奢侈。”一个石家庄市民如是说。

　　巧合的是，322天—这是2012年石家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恰恰也是2013年石家庄的空气污染天数。

　　2013年，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石家庄平均两天半就会迎来一场雾霾，并且连续11个月“稳坐”全国省会城市空气质量最差的头把交椅，而空气良好天数仅为43天，甚至还不足153个重污染天的零头。

　　如此恶劣的空气状况已招致民众的不满。2014年2月，石家庄市新华区的市民李贵欣将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告上了法庭，被环保人士称为“首例因雾霾起诉政府部门的案件”。

　　石家庄以制造业为主产业，被称作“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石家庄的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绿地不足等问题日渐严重。

　　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石家庄也被迫宣战。春节刚过，石家庄重污染天气预警便从2月21日持续到26日。期间，该市共对2025家企业进行了关、停、限和压减发电，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0亿多元。

　　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对于改善雾霾，效果几乎为零。

　　为什么是石家庄?

　　一个世纪之前，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当时这里还只是获鹿县留营乡管辖的一个200户人家的小村庄。1907年，正太铁路(即现在的石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其东端的起点没有建在当时的政治中心正定，而是南移到了距其15公里的石家庄，使得这个小村落成为了当时京汉和正太两条铁路的交会点。

　　从此，伴随着汽笛和车轮声，煤、铁源源不断地运出山西，再辗转由石家庄运往全国各地。石家庄因铁路发展成长起来，并随着中国近代化发展，逐渐成为工业重镇。到2012年，作为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人口超过一千万，城市GDP排名全国前列。

　　但城市的选址是一个硬伤。从地理位置看，石家庄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山区平均海拔500～700米，东部平原平均海拔30～70米，呈“避风港”式地形。

　　而在气候上，石家庄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盛行西北风，然而在西部山脉屏障的影响下，西来冷空气难以进入市区，造成了市区大风次数少、风速低、全年静风频率多、逆温频率高、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差的特点。

　　“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可吸入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质的扩散。一旦有污染物，都会聚积到大气层底部，难以扩散，形成污染物不断循环的‘城市污染谷’现象，加剧市区的大气污染。”河北绿色知音环保协会负责人、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张忠民表示。

　　张忠民来到这座城市已经30年了。他的印象里，这座城市到处是烟囱。“到处都是扬尘、煤灰，乱烧垃圾，乱烧秸秆，还有工厂排放的烟尘。燃煤量很大，还都是劣质的，到处都是黑烟，只要出门，准是灰头土脸的。”张忠民说。

　　煤，提供了发展的巨大能量。2000年，石家庄的煤炭消耗总量是1500万吨，2012年则是6100万吨，甚至超过著名煤产地太原所耗的4100万吨。而同年，北京年燃煤量2000万吨。数据显示，石家庄仅23家热电联产企业和7座冬季供热站年耗煤就高达2390万吨，超过了北京或西安全年的煤炭消耗总量。

　　2012年4月，时任石家庄市长的姜德果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曾发出预警，石家庄市区燃煤污染占大气污染总量的53.4%，假如现行能源结构不改变，市区燃煤量5年会再翻一番。

　　“这里根本就不适合建立一个工业化城市。”张忠民说。

　　产业结构困局

　　在探寻石家庄雾霾成因时，几乎所有的调查都把矛头指向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上。工业的高能耗和高排放被认为是当地“雾霾”的元凶。

　　公开资料显示，石家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为三大方面：一是燃料燃烧;二是工业生产过程;三是交通运输。它们产生的大气污染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0%、20%和10%。河北省环保厅总工王路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火电厂、工业炉窑以及机动车尾气是石家庄PM2.5的三大来源。

　　为此，石家庄展开治霾行动，551家重点企业限产，要求污染物减排50%。关停196家建筑企业、1270台20吨以下燃煤锅炉，全市146家露天矿山也全部关停。

　　近年来，石家庄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但整体上产能过剩、资源消耗大、排放量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有机构通过对石家庄全市域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进行分析发现，石家庄产业结构偏重，高排放行业比重较大。工业产值排名前十的钢铁、热电等行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9.8%，但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却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排放量的94.6%和98.5%。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北视察时，明确提出要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河北省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目标，任务极其艰巨。

　　按照今年河北省工业经济主要指标计划，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00家;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今年计划淘汰、压减1500万吨粗钢、1000万吨水泥和1800万重量箱平板玻璃。

　　“今年，我们转型升级的任务更重。”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周军堂说，在他看来，多数指标都较去年实际完成情况“更高、更重、更难”。

　　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的就是企业。在近来石家庄大举展开关停污染企业的行动后，不少企业家有苦难言。

　　石家庄宁晋商会秘书长赵丽霞近来接触的企业家们多受困于此。“一个开纸厂的朋友刚刚被关了企业。纸厂这两年才开始赚钱，所以觉得特别无奈，也很委屈，但只能自认倒霉了。大家都很困惑于如何转型。”赵丽霞说。

　　她认为，转型带来的利益阵痛，在短期内无法平复。

　　“三年大变样”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梁勇是本地人。石家庄启动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行动后，城市面貌的变化曾让他备感骄傲。石家庄从几十个农村包围的集镇实现了向现代化大都市的飞跃，但污染也逐渐加重。他开始了反思。

　　“石家庄搞三年大变样，给城市带来了新的面貌，但在陆续改造城中村的过程中，整个城市变成了大工地，泛滥的房地产开发，让整个城市总是尘土飞扬，也加重了环境的恶化。”梁勇说。

　　2008年前的石家庄，市区狭小局促，建筑低矮破旧，基础设施落后，“城中村”住房甚至没有上下水和暖气。

　　为尽快改变城市面貌，树立全新的省会城市形象，2008年初，石家庄开始全面启动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行动，并强力推进了建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

　　这三年，整座城市从以拆为先，到拆建结合、以建为主，再到拆建与整治相结合。三年过去了，大拆大建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路越来越宽，楼越来越高，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建筑工地随处可见。

　　大量的在建工地意味着扬尘的增加和对钢铁、水泥、玻璃等各种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

　　按照石家庄市环保局的数据，2012年，石家庄市区大气降尘量月平均值高达16.91吨/平方公里。而2013年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排在首位的PM10数字居高不下，也印证了扬尘污染的严重。

　　汽车尾气污染也广被诟病。北京市交通委曾出具过一组数字：石家庄机动车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保持在20%以上，远远超过了北京市机动车限车摇号以前每年13.34%的增长速度。2013年，石家庄市新增机动车月均超过2万辆，基本与北京每月2万辆的摇号配额同步。

　　若非雾霾特别严重的日子，石家庄的环保人士郭朝智都会在早上6点30分准时出门，从位于建设大街的家中出发，沿体育大街一路北上，一直骑行到正无公路，然后返回。

　　“汽车尾气绝对是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石家庄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能源消耗加剧、交通异常拥堵，这都是这些年大发展带来的城市病。”郭朝智说。他的解决方案是，推广自行车绿色出行方式。当然，这往往是环保人士的一厢情愿。

　　“三年大变样”给郭朝智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市区自行车道变得越来越窄了。他和车友们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石家庄在城市建设中不断拓宽汽车道路，自行车道至少缩减了一倍。他认为，这无形中鼓励人们开车，而在政府无形的鼓励中，汽车越来越多，尾气污染就越来越严重。如果不控制，雾霾还将持续下去。

　　“三年大变样”中，除了城市建设外，搬迁城区内的污染企业也是重点之一。早在2001年，石家庄市就开始实施市区内的重污染企业“退二进三”，意思是将重污染企业从市区二环路内退出来，搬到二环路外的三环路附近。2008年，又启动了属于高危、高污染和地处水源保护区的48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搬迁工作。

　　尽管几年来不断有企业外迁，但目前石家庄钢厂、华北制药厂等几家企业仍在市区内。2010年，石家庄市民王新选择了位于和平路和谈固北大街附近的一个小区买房，因为周围挨着石家庄钢厂等企业，价格相对便宜。

　　“买房时还听售楼人员说，按照市里的规定，周围的几家企业都要搬走，但时至今日，钢厂、药厂仍在生产。现在想想特别后悔。”王新说，他每天都能看到企业排放的烟尘。

　　最近他从媒体上得知，在新一轮市区污染企业搬迁计划中，石家庄钢厂、华药都在名单中。“说是2017年完成搬迁，希望这回真能彻底搬走。”

　　据当地媒体的调查，重污染企业的搬迁进退两难，资金是难点之一。而梁勇也指出，对于大企业的搬迁，由于体量大，所以在安置等问题上有难度，需要时间。

　　出租车司机李军经常送客人到石家庄的新火车站，每次开车到进候车室的弯路上，都会不免看两眼城市景象。近处是一片施工工地，吊车在不断地作业，远处是城市的一片高楼大厦，被工地环绕着。“这就是石家庄的面貌，工地环绕的城市，不污染就怪了。”他说。

　　市长们必须为了跟上时代步伐而花费政治资本，他们的观念必须超前。但他们必须在对未来的投资和市民的感受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这是石家庄市长需要面对的课题，也是所有中国地方官员需要面对的课题。

　　产业转移未了局

　　追究雾霾成因，除了石家庄市本身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外因始终无法回避，那就是外部的产业转移。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的前几年，北京的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内容：随着几个高污染项目转移到河北，北京完成今年的蓝天计划有了保证。

　　这让河北悲喜交加，一方面产业转移到河北，其经济发展有了新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

　　以2005年首钢搬迁为标志，北京拉开了产业转移序幕。过去近十年中，除了首钢和北京焦化厂，北京一机床铸造车间、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北京汽车厂等均转移到了河北的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地。

　　在以首钢(迁移过来名为首钢京唐公司)为龙头企业的曹妃甸区，遍布钢铁行业以及配套企业。而在海港开发区内，分布的也多为与北京焦化厂(迁移后改名唐山佳华公司)相关的煤化工产业。

　　此后，河北深陷雾霾之中。

　　张忠民曾经参加过石家庄市科委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演示了一个专门研究产业转移对于雾霾天气成因的影响图。从分布上看，阴霾天气最重、PM值最高的地方，都恰巧聚集着大批重工业企业，而后者往往意味着财税保障。

　　环境保护部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心研究员苏福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河北省为周边城市群所包围，受各种尺度外来污染物输送影响明显。从石家庄到河北南部的磁县，从石家庄到天津是两条明显污染物汇聚区。石家庄地区正是两条辐合带的汇聚区，造成该地区的PM10数值增加。

　　在产业转移的问题上，梁勇直言，河北几乎没有选择。“为了发展GDP，为了工业振兴，很多县里边对这个事不太在乎，污染就污染，只要来我这能发展，有税收就行。”梁勇说。

　　而县域发展恰恰是未来河北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2013年下半年，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17年，县域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均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总量超百亿元的县(市)达到80个，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超10亿元的县(市)达到30~50个。

　　在这样的目标下，县域承接产业转移的选择仍然令人担忧，能否在保住GDP同时改善环境，对于河北以及石家庄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