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创新“成色”争论市场起作用了吗

    4月8日，一场全球顶尖经济学家与亚洲企业家的激烈思想交锋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演。
    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S. Phelps）、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以及罗马俱乐部共同主席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内的经济学家向数百位亚洲商业领袖尖锐发问，围绕“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主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在这场名为“经济学家‘六问’”的对话中，学者们提出了包括亚洲企业创新阻碍、环境友好增长的发展机会、企业发展国内外市场布局、如何判断未来几年经济走势等问题。
    “国外乐观”：中国将赶超英美
    在对话的上半场，来自国外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一致看好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但也有企业家指出，巨大的环境压力将会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费尔普斯向企业家提出：“推动亚洲本土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阻碍是政府层面?”等问题。对此，陆金所董事长计葵生（Gregory D Gibb）进行反驳，他称“这个问题本身有点问题”。
    以中国为例，他分析到，中国的创新动力很大，产出的结果很大，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很多中国民企的创新投入目前已经超过大部分西方国家企业。
    计葵生认为中国有巨大的吞吐市场，创新可用的资源和产生的结果都很大。因此类似腾讯、阿里等企业目前所出的成果已经超过美国等国家的很多同行。随着这些公司的上市，他们未来可操控的资源会越来越多。
    他预测，未来3~5年，中国在电子商务、IT等几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会超过美欧。“传统行业和创新行业结合，用新的业务模式经营，再结合巨大的市场和需求，再过5年到10年，中国会做出很多奇迹式的企业。”他说，亚洲已经做出了很多创新的模式和结果。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前主席梅拉梅德（Leo Melamed）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绝对不是问题。但在20世纪，70%以上的创新发明都是由美国人发明或在美国科技的基础上研发的，这是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承担风险、冒风险的人。
    “能承担风险、愿意承担风险必须要在中国发展起来，才能激发创新。”他建议要在中国制造敢于冒险的气氛。这需要一个支持创新的环境，既要保护知识产权，也要建立游戏规则，这是创新能繁荣的重要原因。
    “国内隐忧”：创新自由被束缚
    相比国外学者和企业家的信心，国内学者显得对中国创新前景十分担忧。张维迎提出，要有创新首要实现自由竞争，要有效保护产权。而目前的市场并不“自由”。他说，政府本来就不该关心创新，因为政府一旦关心后出台的政策和补贴就破坏了市场的平衡。政府需要做的是使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
    “市场创新是无法预估的，政府任何的指导和干预都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张维迎说，特别是在中国，部分企业家对市场没有一个长期的预判，热衷于短期的套利和短期投资。
    “例如，我们最优秀的企业家在房地产，大量的资金流入金融业，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是扭曲的。”张维迎最后指出，创新是给人自由，给市场自由，让企业家有安全感，去享受成果，同时承担风险。
    陈志武提出，中国对世界的创新贡献停留在“火药”的记忆，最近几十年创新在世界占比越来越小。“早期认为没有创新是缺少资金支持，但现在资金支持充裕了，我们却发现一个问题，谁出资产生的结果很不同。”他举例说，一些官方机构，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进去了，却没有创造出价值，没有对国家和人类产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