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自贸区逻辑给凤批巢

    “两会”期间，众多内陆省市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对自贸园区的争夺。 
    3月4日，13名驻四川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合提案——《关于建设中国（成都）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重庆理应作为新的试点，率先在内陆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带动我国内陆地区全方位开发、开放”；此后，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工商联主席薛景霞在河南团媒体开放日上表示：建议国家支持河南省设立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载体的中国（郑州）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外，包括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内陆省份均有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提出在本省设立自贸园区的建议和意见。 
    尽管从程序上而言，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在各地设立自贸园区的建议只能算是代表、委员个人的一种想法和态度，但因代表、委员的其他身份，以及全国“两会”这样一个最高级别的政治议事机构，其间各省人士的“吹风”也是各省向中央政府争取自贸园区落地的一种努力。 
    然而，在短时间内，内陆地区显然不会出现自贸园区“遍地开花”的可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3月5日在安徽团的讲话，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陆大多数省份申报自贸园区的前景。当天，汪洋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首先发言的几个代表都提到一个问题：希望批准安徽设立自由贸易区，安徽出生、曾主政安徽铜陵的汪洋回应“老乡”道,　申办自贸区的热情在全国是普遍高涨的，大家认为自由贸易区会成为一个新的政策高地，借此或能使自己发展更快一些，这个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很惭愧，现在安徽想要批这个自贸区，一时半会儿还是做不到的。 
    对于这种各地“争抢”自贸区的现象，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认为，一方面反映了各地改革热情高涨；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地方依靠政策拉动经济的思维仍然没有完全转变。 
    相较而言，尽管说上海自贸区最后落定于“要改革不要政策”，但对众多内陆地区而言，其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阶段和上海这样的地方有明显差距的，所谓的“优惠政策”或者说放松管制对当地而言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地方产业和经济，这也是自贸园区“试验”性质的应有之义。 
    重庆一家台资笔记本电脑配件厂商的管理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麻烦问题就是外汇管制太严，甚至到了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地步。如果说这样一家中型的制造业企业都受困于外汇管制，那么这一政策管制对那些体量更大的产业巨头的不利影响也可想而知。 
    同时，从区域经济竞争的角度看，自贸园区可能产生的“虹吸效应”既可能改变区域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也可能进一步固化乃至扩大区域间的已有的差距，甚至还会在客观上造成损不足而补有余的效果，这也是诸多内陆省市积极争取自贸区落地的原因所在。 
    在西部地区，川渝两地都在积极申报自贸园区。按照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表述，“重庆自贸园区”不同于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它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贸易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保税区的升级版。“两会”期间重庆团透出的消息则显示，“重庆自贸园区”争取在贸易管理模式、投资领域的开放、金融领域开放、物流通道、政府职能等方面寻求突破。 
    而四川省省长魏宏则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自贸区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也是国家确定的西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四川省希望成都市能够成为首个内陆自贸区，目的并不是寻求特殊的政策优惠，而是希望借此在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促进全省创新发展、开放发展。 
    在笔者看来，对于内陆地区而言，无论是“政策优惠”还是“制度创新”，其本质都在于拓宽地方产业发展的空间，而这一空间来自对现有一些管制政策的突破。 
    从目前的态势看，内陆地区申请自贸区的前景很可能取决于地方产业的发展态势，哪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到了不得不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政策来“松绑”的时候，哪个地区的自贸区也就离落地不远了。 
    成渝两地几年前获批保税区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两地设立保税区之前，中国所有的保税区均在沿海地区，之所以形成这种态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内陆地区进出口体量还没有达到需要一个保税区的程度，而成渝两地IT产品代工产业在最近几年里从无到有实现了一个爆发性增长，这也使得保税区在客观上成为一种必需。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回忆重庆保税区的获批时的情形曾说道：“当时（2010年）我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说重庆现在来了三个老板，他们要跟我做4000万台电脑，需要十平方公里，这十平方公里会有五六百亿的销售值，这是中国投入产出最高的一块地。由于都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的保税区功能。六部委开始都不相信重庆会有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惠普和台湾的代工厂一起到了他们的调查组现场，告诉他们在重庆的项目情况，结果六部委一个月时间就批了。” 
    成都保税区获批也有着相似的轨迹：富士康2010年初的入川激发了庞大的海关特殊监管需求，富士康产品绝大部分外销，对物流和通关的效率要求极高，在报关和查验等方面唯有综合保税区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回过头看，2010年5月鸿海集团与四川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7月成都综保区形成正式报告并上报中央，当年10月即获批。 
    内陆地区发展产业常有一句话叫“筑巢引凤”，大意是用优惠政策吸引大企业落地、推动产业发展，从成渝两地的保税区获批的轨迹即可看出，中央政府更倾向于给“凤凰”已经落户的城市批“巢”。对于诸多内陆省市而言，自贸园区的设立可能也会遵循类似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