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企甩掉“高价值负担”

　　政府必须切实尊重市场规律，忍痛切断与国企之间的脐带，赋予国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经济建设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承担特殊使命的央企，2013年的营收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简单将其作为经济产出来计算，足以抵得上英国和意大利去年的经济总量。央企去年上缴税费总额2万亿元，同比增长5.2%。在创造利润方面，去年的这一数字为1.3万亿元，同比增长3.8%。

　　这样的成绩单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多年以来，关于央企的争论不断，央企红利上缴以及由此引发的央企责任、央企贡献等问题，时不时被人提出，被舆论关注，一直是一个争论双方针锋相对但又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

　　还原央企普通市场主体的身份

　　央企上缴红利是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握有资源和政策优势的央企，2012年上缴的红利不足千亿。从其在财政收入和民生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的确不是很大。当然，央企对国家贡献的“隐形红利”并不少，包括央企向社保基金划转股份，在关键时间节点所承担的国家任务，等等。

　　尽管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在中国经济棋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者重要社会职能，也为国家和普通市场主体提供了诸多收益与不少福利，但近年来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却并不高。甚至不少研究机构、市场人士和学者怀疑国企存在的必要性。

　　国企究竟重不重要，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国家责任与市场功能，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已有明确表述。从会议精神来看，显然，中国决策层对国企的定位已有较为准确的认知。事实上，最近30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企既非资本主义的怪胎，亦非社会主义的专属品，而是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一种真实存在。

　　政府有否必要经营国企?有机构认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该报告认为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

　　其实，国企既非魔鬼，无须妖魔，亦非天使，无须钟爱。换句话说，在中国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所有围绕国企改革的目标指向，均应还原国企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真实身份，而不是在日趋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强化国企作为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

　　中国国企改革为世界提供研究样本

　　历时30年的国企改革，其成本与收益相抵可能是负数，尽管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测算(恐怕也无法准确测算)。但讨论中国国企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时，量化指标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企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占据着中国经济领域中最具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乃至社会的稳定。.根据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的资产总额为69万亿元，中央企业在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若加上金融资产，估计不下100万亿元。

　　庞大的国企迄今仍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依靠，在2013年世界500强榜单中，排名第4、第5、第7的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均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国企。同样，某种意义上肩负着国家使命的国企也被视为中国在关键时刻的经济稳定器。

　　放眼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投入最大精力的当属中国了，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政府无法撒手不管，还由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倘若中国在此问题上获得重大突破，则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中国的国企改革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确实取得了不少进展，部分国企经过大胆改革，沉疴正在逐渐消除，重新焕发出生机，少数更将自己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巨头，从而增强了政府和民间对搞好国企改革的信心。

　　中国要化经济规模优势为实质性竞争力，既需要生命力顽强的民营企业去填补空间，布局世界;更离不开握有政策与资源优势的国企整体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既有的全球化格局下，由贸易规模和结构决定的品牌空间，已基本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占满。中国企业要挣脱枷锁并最终打进主要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主导的品牌俱乐部，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到已经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具有技术创新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打压甚至围剿。

　　应当说，这些年来，国资委在探索解决央企产权虚置问题、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求解激励-约束相容难题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也直接推动了央企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国企改革作为世界上最具难度的经济命题，不仅没有太多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也没有通约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因而始终令各国领导人头疼不已。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国企经济体系的国家来说，改革的约束条件尤其繁杂。简单套用主要基于资本主义治理经验的市场经济规律来启动国企改革显然不能奏效。

　　事实上，30年来，中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现代经济学的突出贡献印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及提炼出了转轨国家产权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让世人知道，尽管产权明晰非常重要，但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制度安排，它是一个内生的制度安排，只有当市场经济其他的制度有了相应的完善的情况下，产权本身才会自然明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一个有效政府的引导下，国企不仅可以适应市场化，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构筑新优势。可以说，中国以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国企改革为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这个样本的研究丰富了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由此得出了新的结论。

　　沿市场化路径深入改革

　　今天，以100余家央企负责人为代表的国企经营者切实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是：一旦失去政策和资源红利，自己领导下的央企还有多少竞争力?尤其是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三星等一流企业相比，中国同行还有多少比较优势?

　　从当前企业竞争趋势来看，除了重视技术研发、品牌提升和管理改进之外，顶尖企业尤为关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国企业更是借助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国家力量工具来提升上述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笔者认为，在央企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国，亟须拿出一套契合央企改革并能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改革方案来。

　　显然，央企的后续改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央企，无疑是改革的方向。而为了使央企真正获得内生性的竞争优势，长远来看，政府必须给予央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笔者认为，假如国资委主导下的央企改革能够求得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十年，中国打造出 5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央企并非不可能。

　　因此，当央企改革的时间窗口再度来临时，不可错失。否则，一旦其在政策照顾的环境中浸润太久，不仅转型与改革的动力将显著降低，而且造成转型与改革的边际成本大幅上升，甚至可能会利用其在政府与市场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纽带，影响国企改革的进程与路径，降低政府对国企规制的取向，进而形成阻碍国企深层次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如若这种格局进一步巩固，不仅有可能放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且也使得中国在下一步的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中处于不利地位。

　　作为全球最庞大的国企集群，央企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基本坐标，又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企业竞争中捍卫国家利益，亟须对标构建竞争有序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尽快完成从“高价值负担”向纯粹市场主体的转变。为此，政府必须切实尊重市场规律，收回“闲不住的手”，确立理性的政府规制，忍痛切断与央企之间的脐带，赋予央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

　　无疑，一个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央企群，在严厉的监管制度下不仅可以有效履行作为重要市场主体所应发挥的社会职能，还可以成为世界顶尖企业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