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资委厉行 “自我革命”

　　《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青山

　　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 地方国资委厉行 “自我革命”

　　在产权制度改革、大力甚至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地方国资委监管模式变革等方面，各地方国企改革积极进取，已经基本趟入深水区

　　2月20日，珠海市国资委表示，拟将格力集团所属格力地产等资产无偿划转至新成立的全资公司，并将不超过格力集团49%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引进战略投资者。

　　这并非个案，而是此次地方国企改革大潮中一朵并不起眼的浪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企业、省属乃至市属国企的各种改革举动此起彼伏、彼此呼应。

　　1月22日，上海市有关方面根据年前出台的“国企改革20条”的精神，批准了弘毅投资入股上海城投10%的要求，用实际行动拉开了上海本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序幕。

　　对此，上海城投总公司总经理蒋耀表示，这一举动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使企业将资金运用到更重要的领域，也能帮助上海城投借助弘毅的国企改制投资经验，推动公司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无论是格力电器，还是上海城投，其改革的速度和力度都值得称道，也让同属国企阵营但级别更高的央企钦羡不已。

　　目前，多个省市均成立了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并由当地重要领导担任组长，比如黑龙江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即由副省长张建星挂帅。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包括上海、广东在内的地方国资委已经正式推出了系统性的改革实施办法，不少地方国企踊跃前行，尽管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目前看来，地方国企在改革的深度、力度、速度等方面走在了央企前面。

　　地方国资委的“自我革命”

　　上海是中国国企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市属国有资产规模就超过10万亿元，稳居全国各省市第一，在上海的GDP中比重超过20%。所以上海在国资领域一直举足轻重，众皆瞩目。上海也不负众望，再一次成为地方国企改革的先行者。

　　2013年12月17日，上海率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在这份被大家称为二十条的改革实施办法中，几乎涉及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所有话题，并给出了较为详尽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一实施办法，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制度创新，“尤其是国资监管制度的创新”。

　　“上海的改革方案中，有个观点说得很好，‘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这一表述比较好地阐述了国资改革与国企改革的关系，即前者做好了对后者有带动作用，前者做不好会影响国企改革。”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

　　包括国资委在内的出资人如何履职，一直是国资国企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国资委的职能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人和管资产都比较清晰，但管事管什么、怎么管，弹性很大。”国务院国资委一位权威人士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说，国资委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比如工会工作等。

　　“国企的重大投资行为需要国资委审批，而企业有时投资领域很专业，或者远在国外，国资委能做好这个把关人吗?不一定。”湖南某省属国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说。

　　对此，上海的努力方向是“强化履行出资人责任，少干预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日常事务”。林益彬介绍说：“未来上海国资委只监管企业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布局结构、公司治理、考核激励、风险控制。”

　　这一动作得到了其他国资委的共鸣。“上海的改革不局限于企业，也对整个国资国企制度进行了重新设计，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湖南省国资委资本合作处处长冯炯文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表示。

　　继上海之后，广东也出台了改革的文件，其中明确提到：“管理上要简政放权，制定政府权责清单和投资负面清单，划清国资管理部门的权责边界，增强国资国企发展活力。”

　　把国资委直接充当国企出资人的两级架构调整为国资委—资本运营公司—国企的三级架构，是优化国资委职责较为公认的思路，也得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认可。正是按照这一思路，上海才在《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同样提出这一说法的还有广东、黑龙江、山东等地。

　　黑龙江国资委代替省政府草拟的改革意见中提出，“拟将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整合省级国有资产，重组省直部门脱钩后的经营性资产，组建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

　　在这样的架构中，国资委的职能无疑将会发生明显转变，权限会缩小。“对于地方国资委来说，这是一场自我革命。如果国资委不能顺利适应这一转变，国企改革进程会受到明显影响。”周放生表示，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在内，各级国资委都应该把国资监管方式改革放在各项改革的前边。

　　发现并留住企业家

　　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论。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主委王永庆的观点是，最难的是人。王永庆认为，国企干部也好，职工也好，权责不匹配是影响其活力提升的最关键因素。国企要想与民企在市场中抗争，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举措，实际上都是围绕人的问题来进行的。”

　　不仅北京，山东也存在这一现象。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华在山东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山东国有企业“官本位思想也比较严重，年轻人缺少创业创新的激情”。不过，在不同级别的国企，活力方面的表现并不一样。

　　数据显示，山东省属国企2013年遭遇了利润滑坡，但其市属国企却表现抢眼：市级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只有省管企业的一半，利润却是省管企业的两倍多。在分析原因时，不少人认为，省属企业位高权重，都是厅局级干部，远不如市属国企管理者“接地气”。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周林生则认为，国企干部员工活力不够，与政企不分这一现象有着密切联系。“组织部门和国资委掌握着这一权力，通常会把一些并不熟悉经济运行和企业管理的人直接任命为国企负责人。”

　　周林生认为，目前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能够有效地推动国企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建立市场化运行规则，“融化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坚冰”。

　　周放生也认为，混合所有制时代，国企的所有制背景淡化后，可以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薪酬待遇体系，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培养起国企的企业家队伍。

　　对此，湖南省国资委于2月2日发布了《湖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公开招聘经营管理者办法》、《进一步加强监管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对引进的特殊经营管理人才可根据市场价位实行协议薪酬;对省属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班子成员、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管可实行公开招聘。”

　　为了激发人才活力，广东省国资委提出，新增国企高级管理者实行市场化选聘，现任管理者可自主选择按职业经理人制度模式管理。更大的亮点是：“竞争性企业连续实现三年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超过30%的，可给予经营管理和业务骨干团队不超过新增净利润30%的奖励;因非政策性或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企业连续3年新增亏损的，调整企业主要负责人岗位;属经营失误造成的予以免职、解聘。”

　　“广东的这一规定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国企干部权、责不对等的尴尬，可操作性也较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梁军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将国企干部转化为真正的企业家。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公开场合表示，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如何，就是看“能不能有适宜企业家成长的土壤，能不能吸引和集聚一大批企业家”。

　　为此，上海专门出台了《关于完善市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市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度管理办法》等文件。“致力于培养一支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上海20条中，有一条很不错，即‘建立鼓励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容错机制会让国企管理者敢于创新，勇于进取。”周放生说。

　　国企分类呼唤时间表

　　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久已有之的提议。因为中国各级国企门类众多，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有些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有的要满足公共服务需求，更多的则是市场竞争主体。然而，不同性质的企业，往往却要接受同样的考核标准的评判。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就认为，由于考核导向不科学，导致了不少本该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过于看重经济效益，影响了社会服务质量。

　　因此，不少人多年来一直呼吁对国企进行分类管理，具体分类方法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三种。在这一轮由地方国企牵头的改革中，国企分类成为很抢眼的一条。

　　比如上海就提出，要对国企按照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种标准进行划分，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山东的分类方法与上海完全相同，并且提出，竞争类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功能类企业主要以完成政府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公共服务类企业主要承担改善民生、服务社会、保障城市运营等职能，以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

　　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企业，上海给出了各自的管理办法。比如竞争类企业，积极推进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建设，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原则上兼任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由董事长或执行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经法定程序，兼任总经理，与党委书记分设，外派财务总监。

　　黑龙江国资委则将当地国企分为保障类、竞争类两个类型，作为治理结构、监管方式、考核办法，分类推进改革调整的依据。

　　不过，分类方向的明确并不意味着该项工作的完成，如何加快推进显然更为重要。

　　“为了保证分类的准确性，不少地方执行的是‘一企一策’，但这样会拉长分类的时间，影响国企改革整体的进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认为，应该既照顾分类准确性，也提高分类速度，以便于更快地提高国企尤其是过剩行业国企的发展质量。

　　《企业观察报》注意到，只有黑龙江给出了分类的时间表，即力争2014年6月末完成全部企业的分类，建立相应的分类监管办法。

　　职工如何持股成改革难点

　　以混合所有制和职工入股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调整被视为此次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成为占用篇幅最多的改革内容。不过，在这一领域走得最远的，既不是上海，也不是广东、重庆，而是贵州。

　　在多地的国企改革还停留在文件层面的时候，贵州已经进行实践性探索了。

　　贵州省国资委主任韩先平介绍说，2013年贵州24家监管企业及下属企业共引进复星集团、昆吾九鼎投资、中航集团(香港)、台湾创世全球矿业、中华新能源等国内外各类投资者42个，资金92.8亿元。对于经济并不发达，国企体量也不大的贵州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仅如此，贵州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从2014年启动实施贵州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三年内完成省属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即除少数企业外，其他企业全部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造。贵州省长陈敏尔的说法是，“要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改革这场硬仗，把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把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硬任务、硬要求。”

　　周放生向记者透露：“贵州的国资改革方案力度之大，远超社会预期，而且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

　　邻近贵州的重庆，同样把混合所有制作为2014年深化改革的第一炮。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廖庆轩表示，2014年深化国企改革的第一件事，推出首期总额约2000亿元的近100个项目，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点多面广之外，重庆还希望将混合的层次提高到集团层次。“除推动川仪、建工、燃气等企业实现上市外，今年我们将争取完成两三户市属国企的股权多元化。”

　　北京亦有同样考虑。北京市国资委主任林抚生表示，今年力争在市属企业层面实现混合所有制突破。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崔长林分析说：“在一级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既可以在实现集团控股的前提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可以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加快国有企业融入现代企业制度中去。”

　　相比之下，河北的规划比较量化，也更为谨慎，即“确保2—3年内完成70%以上二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任务，各企业每年吸纳利用的社会资本原则上不少于上年净资产规模的3%—5%。”

　　对此，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认为，不管是哪一级公司，如果国有股仍处在绝对控股地位，则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意义不大。“股权多元化的重要目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国有股仍处在绝对控股地位，则有作秀的嫌疑。”

　　相对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常规做法，通过职工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做法明显遇冷。记者查阅发现，除广东、海南、北京略有提及外，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地改革方案中，并未提及员工持股。

　　“历史上，国企员工尤其是经营者持股放开、禁止，多次反复，是因为这样确实能很好地激发员工积极性，但确实也曾经引发国资流失等问题。”周放生说。

　　“在中央对员工持股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之前，企业看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很慎重的，因为既涉及到企业利益，也涉及到管理者利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李卫对《企业观察报》记者说，这还是需要更高层次的政策解读，地方探索的积极性才会更高。

　　“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有利于国企在引入民营资本后，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周放生表示，这些年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如果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基本可以避免国有资产大的流失。“小的流失永远有，这是改革的成本，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