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全面改革正能量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布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绘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新蓝图，开出了一份跨度极广的全面改革工作清单，60大项的改革安排史无前例。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每个人的梦想开花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2014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而今年全国两会是新一届政府的首次“主角秀”，承载着众多的改革期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将通过两会凝聚共识，逐步变为政府决策和实际行动。

　　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上一个改革时代相比，从现在开始的改革新阶段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第一，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第二，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第三，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前，我国仍处于黄金发展期和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深水期，攻坚改革重任在肩。如果不能使改革在长时期内有较大突破，缓解各种矛盾，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但会丧失发展机遇，还易使社会发展陷入窘境，各种矛盾将有可能集中爆发，危及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准确把握全面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每一步需要相当慎重。长期积累弊端的领域不能匆匆忙忙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而应该做好顶层设计、搞好研究、做好调研、接好地气，真正了解中国当前国情，然后确定好改革方案，一步步地推进。

　　迟福林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面临三方面问题：第一，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刺激拉动增长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突出特点。

　　第二，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社会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问题突出，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将激化其他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甚至成为局部性、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

　　第三，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腐败正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多个领域。面对众多的改革任务，迟福林认为，政府改革是关键、是重点。第一，以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为目标实现政府放权。进一步推进政府向市场、向社会放权，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第二，以权力有效制约和协调为目标实现政府分权。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建立行政范围内的分权体制，以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形成新的中央地方分权体制，形成竞争性地方政府的体制约束。第三，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政府限权。

　　迟福林指出，以全面深化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创新动力、释放增长潜力，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更需要把走向法治市场经济，用法治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把过多、过滥干预市场的公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第二，推进以利率、汇率市场化为改革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第三，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第四，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第五，2014年出台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具体实施方案。”

　　贾康也强调，按照整体协调改革的思路，在近中期需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任务：第一，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为配套改革准备相对宽松的环境；第二，以资源税和能源价格改革为切入点，实行价、税、财联动改革，为市场活动提供合理参数，形成节能降耗内生机制，并推动地方税体系建设和省以下分税制改革的深化；第三，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国有资产管理、金融等其他方面改革，与价、税、财改革相配合，提升综合改革效应。

　　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当前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这是在当前新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本身成熟程度升级的内在要求，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以法律规范方式有效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内在要求。

　　“这就要求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工作的能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刘树成进一步指出。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手段主要有三大类

　　本届政府在反腐败、市场化改革、简政放权等方面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集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

　　迟福林表示，第一，改革进程中需要对问题看得清、算得准。改革能否啃下硬骨头、涉过险滩，取决于能否使治理更加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能否给市场和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否下定决心根治腐败。

　　第二，新一轮改革以“全面”和“深化”为关键特征，需要统筹兼顾，形成合力来推动。从这些年的改革实践看，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好的总体方案，更要形成好的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推进策略，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否则很可能因举棋不定而失去机遇。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改革方向，这为亿万农民尽快富起来创造了根本性条件。虽然情况复杂，但不应以“复杂”为由，或以农民“短期行为”为忧，而犹豫不前。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应该按照改革部署先行先试，同时注意多听一线和基层声音，加强对改革问题的调研，做到科学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