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每年新增人口不超300万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
地方两会日前密集召开,单独二孩的政策也在密集落地,不乏人口大幅反弹的担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认为,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
人口发展变化后果不可逆
第一财经日报:前一段时间放开单独二孩,有人担心生育率会有大幅度提升。你怎么看?
王广州:我用计算机人口仿真系统特别做了预测,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担心政策放开马上引起失控,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思路,假定人们的生育行为完全受生育政策影响。其实社会已经变化了,除了政策之外,人们的生育行为很大程度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的影响。
2004年,有个省说它的生育率居高不下,我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让所有女孩都受教育,一个都不辍学,都上到高中毕业。你看,生育率肯定就下来了。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你还按上一代人的生育观说她会生起来没完,这怎么可能呢?
日报:我这几年做人口报道,感觉生育政策调整有很大的阻力。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王广州:我认为这还是认识上的问题。中国的许多事情,包括人口的事,我最担心就是事后诸葛亮。事前其实已经提出很多建议,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人口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但是一旦出来后果不可逆。有些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你认为它错了,可以公开讨论,可以纠正。我们没办法跑到事实前面去看结果,但是可以从各种蛛丝马迹研究它的走势。
如果我们已经明显看到受教育程度不同女性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那凭什么说生育率还一定会回升?证据在哪里?对人口发展来说,方向是不能错的,一旦错了,后果会影响深远。
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
日报:作为人口学者,你怎么看待总和生育率这二十多年的争议?
王广州:有几个原因造成这个争论:首先人口数据公开程度很差。本来就没公布清楚,大家也就搞不清楚。这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病情都不清楚,怎么能确诊?
从统计学原理来说,个体总是很难把握整体。只有把不同的数据汇总在一起,分析研究才行。但现在数据不足就更困难了。就人口学研究来说,再高明的计算和预测,都不如第一手的数据,哪怕它有偏差。我们可以根据偏差情况和方向做调整。
数据的不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做人口学研究的最大限制。我个人感觉是个很遗憾的事情。现在恰恰是中国人口转型的重要时期,第一手的数据非常宝贵,充分、客观地分析研究这些数据,判断中国人口的真实状况,更加准确地预测中国人口的走向,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
另外我们也看到,关于总和生育率的争论背后很复杂。有些部门和个人置身其中,可能是出于利益,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迄今争论不休。
日报:不少人口学者提到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的数据,认为有比较高的出生漏报,所以1.18的总和生育率不可靠。根据你的研究,出生漏报率到底有多少?
王广州:六普由于普查口径的原因,确实有比较多的重报。不过在数字公布之前,已经做了去除。当然现在数据不清楚,我还不能判断去除做得是不是到位。六普公布的漏报率是0.12%,这是总人口的漏报率,分年龄的漏报情况怎样,不知道。没有原始数据,我用北京大学CFPS2010、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根据六普数据进行复核,最后推断,出生漏报率大致在12%到15%之间,个别地区能达到20%。这也只能是一个估计。
日报:如果出生人数是这样的漏报水平,那么现在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广州:我根据六普的年龄结构和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估计了从2000年到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其中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在1.29,上限在1.32,下限在1.25。考虑到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等各种因素,我认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左右。这个判断的其他依据是,从六普数据看,农村育龄妇女中文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1.64。这个就相当于总和生育率的极值,全国的平均状况不可能超过这个。根据这些信息,我个人的判断是,总和生育率既不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以下那么低,也没有国家计生委说的那么高。
日报: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低生育率陷阱了?
王广州:人口学界是有这个说法,认为1.3是警戒线,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就很难再反弹回去。中国确实已经在这个边缘徘徊着。当然具体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充分的数据。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不管用什么方法估计,中国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地方两会日前密集召开,单独二孩的政策也在密集落地,不乏人口大幅反弹的担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认为,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
人口发展变化后果不可逆
第一财经日报:前一段时间放开单独二孩,有人担心生育率会有大幅度提升。你怎么看?
王广州:我用计算机人口仿真系统特别做了预测,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担心政策放开马上引起失控,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思路,假定人们的生育行为完全受生育政策影响。其实社会已经变化了,除了政策之外,人们的生育行为很大程度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的影响。
2004年,有个省说它的生育率居高不下,我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让所有女孩都受教育,一个都不辍学,都上到高中毕业。你看,生育率肯定就下来了。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你还按上一代人的生育观说她会生起来没完,这怎么可能呢?
日报:我这几年做人口报道,感觉生育政策调整有很大的阻力。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王广州:我认为这还是认识上的问题。中国的许多事情,包括人口的事,我最担心就是事后诸葛亮。事前其实已经提出很多建议,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人口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但是一旦出来后果不可逆。有些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你认为它错了,可以公开讨论,可以纠正。我们没办法跑到事实前面去看结果,但是可以从各种蛛丝马迹研究它的走势。
如果我们已经明显看到受教育程度不同女性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那凭什么说生育率还一定会回升?证据在哪里?对人口发展来说,方向是不能错的,一旦错了,后果会影响深远。
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
日报:作为人口学者,你怎么看待总和生育率这二十多年的争议?
王广州:有几个原因造成这个争论:首先人口数据公开程度很差。本来就没公布清楚,大家也就搞不清楚。这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病情都不清楚,怎么能确诊?
从统计学原理来说,个体总是很难把握整体。只有把不同的数据汇总在一起,分析研究才行。但现在数据不足就更困难了。就人口学研究来说,再高明的计算和预测,都不如第一手的数据,哪怕它有偏差。我们可以根据偏差情况和方向做调整。
数据的不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做人口学研究的最大限制。我个人感觉是个很遗憾的事情。现在恰恰是中国人口转型的重要时期,第一手的数据非常宝贵,充分、客观地分析研究这些数据,判断中国人口的真实状况,更加准确地预测中国人口的走向,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
另外我们也看到,关于总和生育率的争论背后很复杂。有些部门和个人置身其中,可能是出于利益,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迄今争论不休。
日报:不少人口学者提到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的数据,认为有比较高的出生漏报,所以1.18的总和生育率不可靠。根据你的研究,出生漏报率到底有多少?
王广州:六普由于普查口径的原因,确实有比较多的重报。不过在数字公布之前,已经做了去除。当然现在数据不清楚,我还不能判断去除做得是不是到位。六普公布的漏报率是0.12%,这是总人口的漏报率,分年龄的漏报情况怎样,不知道。没有原始数据,我用北京大学CFPS2010、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根据六普数据进行复核,最后推断,出生漏报率大致在12%到15%之间,个别地区能达到20%。这也只能是一个估计。
日报:如果出生人数是这样的漏报水平,那么现在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广州:我根据六普的年龄结构和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估计了从2000年到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其中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在1.29,上限在1.32,下限在1.25。考虑到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等各种因素,我认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左右。这个判断的其他依据是,从六普数据看,农村育龄妇女中文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1.64。这个就相当于总和生育率的极值,全国的平均状况不可能超过这个。根据这些信息,我个人的判断是,总和生育率既不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以下那么低,也没有国家计生委说的那么高。
日报: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低生育率陷阱了?
王广州:人口学界是有这个说法,认为1.3是警戒线,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就很难再反弹回去。中国确实已经在这个边缘徘徊着。当然具体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充分的数据。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不管用什么方法估计,中国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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