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建立“快速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专访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
    [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既快速又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与单纯的快速增长不同，只求速度会产生一些负面结果，比如污染环境、经济失衡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中国激增的地方债务有多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与治理提案遭最大股东美国否决，改革生效将再待何日？
    针对上述问题，不久前， 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专访。
    利普顿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既快速又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将有助于建立这一模式，并为中国发展注入了核心潜力。
    谈到债务问题，利普顿表示，中国债务规模增速过快，尽管目前尚不构成威胁，但应当采取改革措施将其置于可控范围之内。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借贷资金的用途，他建议地方政府应该更加智慧和高效地运用资金，避免过度投资。
    2010年12月，IMF批准了新一轮的治理改革方案，一旦生效，中国的份额将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额国。但占据17%投票权的美国今年1月否决了IMF的改革方案，令这项改革的生效再次显得遥遥无期。
    “我们对美国还未能批准改革而感到失望。”利普顿说，“美国政府已向我们表明，他们会继续努力推动法案尽快通过，最终将落实这项改革。”
    三中全会注入“核心潜能”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蓝图，你对三中全会的成果整体印象如何？在你看来，哪些信息最为关键？
    利普顿：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既快速又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我认为这与单纯的快速增长不同，只求速度会产生一些负面结果，比如污染环境、经济失衡等。我认为三中全会成果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若能够落实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既快速又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在需求方面，将资源从投资、出口转向提高家庭收入和消费；在供给方面，建立更可靠的市场价格机制，这主要依靠促进生产率，让生产率成为扩大社会供给的驱动力。我认为三中全会为中国发展注入了核心潜力。这将是中国的巨大飞跃。三中全会决议有许多细节，需要时间去观察政府如何执行。
    日报：你对哪一项改革议程印象最深？财政、金融、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其他？
    利普顿：我认为三中全会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其非常全面，涵盖了广泛议题。但是领导层也确定了一些优先改革方向。一个就是财政改革，我们都相信这相当重要。这次来到北京，我有机会与楼继伟部长（财政部部长）就财政改革计划的三个具体方面进行了详细交流，他的一些想法非常耐人寻味。此外，正如我们一直指出的那样，现行的金融市场存在一些风险，需要改革和市场化，同时改进金融市场监管，这些都可以让市场变得更安全、更具活力。
    日报：在一些西方评论家看来，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强调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作用，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利普顿：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改革难题”（Conundrums）。如果改革要获得成功，政府就必须领导它，因此政府必须变得强大，要先上前一步引导改革，之后才能退出并交棒于市场。政府着手执行改革，必须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因为许多改变都是巨大的，涉及到艰难的政治选择，过程中需要权衡强大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各省市地方政府，又或是中央政府，政府都需要更加强势地推动改革。但如果这些改变能够按照三中全会的路线顺利执行，就能优化政府治理、形成良性竞争、打造更为可靠的市场机制。随着时间推移，私营部门的力量也能得以释放，逐渐成为转型、发展、收入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债务问题关键在资金用途
    日报：中国国家审计署的统计显示，包括实际债务和或有债务在内，2012年中国债务总额占GDP比重接近40%。而IMF在去年的第四条款磋商中，估算中国的增扩版（augmented）债务比率达45%，你如何解读这两种不同结果？
    利普顿：从大背景来看，包括地方债务在内的中国债务总额增长十分迅速，可能成为未来隐患，因此需要加以控制。但无论根据哪种算法，中国债务目前并不是问题。中国不仅有债务，同样也有许多资产，包括实体资产、国有企业所有权、外汇储备等，完全足以处理现有债务存量，但关键是不能让债务不断扩大以致失控。
    至于你提到的数字方面的不同，这可能是由国家审计署和IMF的计量方法有所不同，我们的方法可称为“自上而下”的估算，其特点是高度概括。而国家审计署有数万人，自下而上去进行统计，深入地方政府，这样可以比我们关注到更多细节。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双方的数据很接近。尽管数据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债务增速过快，尽管目前尚不构成威胁，但应当采取改革措施将其置于可控范围之内。
    日报：风险可能不在信用风险上，而在于流动性风险？
    利普顿：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债务本身，而在于借贷资金的用途。中国一直用很大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进行投资，以获得更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些投资很有价值，但你不能永远拿大半国民收入进行投资，因为一些地方的投资可能是不明智的，或者并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很明显，中国需要更多投资，比如城市要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医疗教育体系，等等，但鉴于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节流乃重中之重。地方政府应该更加智慧和高效地运用资金，并且有节制地投资，避免过度投资，尤其是不要将资金浪费在不值得的项目上。
    日报：在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方面，市政债券和房产税是好渠道？
    利普顿：这个问题十分有趣。我认为更好的政府治理将带来更高效的决策。你提到了改善治理的一些决定因素。目前，地方政府尚未有属于自己的收入从而决定如何支配，他们只能向外举债用于投资。因此，改变税收系统可以让整个体系更加合理。如果中央政府征税用于支持社会保障系统，而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以支持地方投资项目，这就是更为合理的方式。这能将财权和事权在中央及地方进行更合理配置，这也在三中全会和财政部的计划之中。
    此外，地方政府应该让举债更加透明化，使当地人民也能清楚了解缴纳税款的用途，财政部正计划落实一项制度，若要发行市政债券，需要满足某些条件，如公开地方政府预算、投资计划和举债规模，才能满足发债资格。我认为这是引导中国改善治理、加强政府支出效率的关键一步。
    日报：审计署统计显示，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17.9万亿元，较2010年上涨67%。这个数据让人十分不安，而最重要的是，债务中的60%都将在2015年底到期。这将在今明两年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负担。
    利普顿：对，一部分是流动性问题，因为大部分地方债都是短期而且即将到期，所以会涉及许多技术问题，比如可以将部分债务展期，而如果一些地方长期来看不具备能力还款，也可能要减记。这些问题相当棘手，清理也会有一定成本，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要确保将这些与未来借贷进行区分，以保证资金流向适合的地方，并用于优质项目。
    日报：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影子银行。对于影子银行，中国当局正试图加强监管。你的建议是什么？
    利普顿：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大局。影子银行在中国就如同在欧美一样，可以好也可以坏，影子银行是一种给家庭带来更高回报的途径，它们可以储蓄或投资以获得比银行更高的回报。此外，资金也可以流入一些此前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公司。所以影子银行将需要资金的借贷双方联接起来，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这也可能是危险的，资金在机构间流转，导致风险积累，机构倒闭，无法偿还投资者或储户的本金。因此，对影子银行而言，合理监管至关重要。尽管大可不必采取针对银行那样的监管方式，但是对于一些更像银行的影子银行，需要更多监管，而其他一些则可适度减少监管。我认为这是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的目标，他们将重新审视监管法则。影子银行的发展和变化相当迅速，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听到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银行业务。可见，影子银行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要求监管者将特定监管落实到特定部分，并分清哪些部分是有益的，哪些部分是有风险的。
    日报：互联网金融需要被监管吗？
    利普顿：我对此所知不多，不过很多国家作决定的原则是，是否存在流动性或者期限的转换，存入机构的资金可以隔夜就被支取，但其贷款却是长期的，这里就会存在风险，监管需要确保这些机构运行健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中国的监管可以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决定对哪些互联网金融需要施以监管。
    美国“最终”将落实IMF改革？
    日报：IMF正在努力推动2010年发起的份额和治理改革，但是美国国会最近未对这项改革予以批准，拉加德总裁（IMF总裁）对此表示非常失望，你是否也有类似感受？
    利普顿：我们对美国还未能批准改革而感到失望，我们殷切希望治理改革能够尽快落实，使得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在IMF内具有更为合理的代表性，这对IMF的合法性非常重要，也有利于我们的职能运转，以及更好地帮助有困难的国家。美国政府已向我们表明，他们会继续努力推动法案尽快通过，最终将落实这项改革。但无疑我们对目前的现状感到失望。
    日报：他们所说的“最终”究竟是什么时候？
    利普顿：不知道，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结果。这一轮治理改革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批准，但我们尚未达到令其生效执行的门槛。只要美国不行动，这就将沦为一纸空谈。我们也还不知未来美国会如何重新审视IMF的治理改革。
    日报：你对前景是否乐观？
    利普顿：如果回顾60年IMF的历史，我们总是处于不断寻求治理改革的进程中，同时也屡屡遭遇政治复杂性的阻碍。一般来说，政治复杂性在美国最为突出。因为美国在IMF的份额最高，所以美国国会通常都会对此类决定高度敏感。但是在过去60年中，美国最终都会选择支持IMF的决定。虽然美国有时不如一些国家那样能够及时做出决定，但我对美国继续支持IMF改革感到乐观。
    日报：全球六大央行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去年10月决定，将双边短期货币互换协议永久化，中国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加强版”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并认为此举意在边缘化人民币，你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利普顿：不，我认为这点无需担忧。我们现有一个货币体系，但其在危机时会承受压力，因此，六国央行此举在于强化该体系，让其更具韧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人民币作为贸易和结算货币，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势头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