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带给中国改革的启示

　　自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以后,中国正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自2008年起中国便基本告别了1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2013年的增速更是下滑至本世纪最低的7.7%。与此同时,低效投资、社会建设滞后和城镇化质量不高等棘手难题不断困扰着中国。中国似乎不可避免地也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外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以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明星,这些国家真能像中国一样脱颖而出吗?它们的发展之路对中国有何启示?

　　即使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者。2013年中国GDP已达56.9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其增速纵然滑落至6%左右,仍旧是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输出者。事实上,中国2012年的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4.1倍、印度的4.5倍、巴西的3.7倍。俄罗斯、印度、巴西在2003—2008年也保持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但到2012年已分别大幅下降到3.44%、3.24%和0.87%,它们同中国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虽然俄罗斯和巴西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但从人均收入的上升轨迹看,中国的高速度和稳健性是这三国无法比拟的。在1980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524美元,远低于巴西的7320美元和印度的883美元。中国仅用了17年就将人均收入提升到3000美元,印度则用了32年,巴西历经20余年才突破8000美元。到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7920美元,3310美元的印度还只是中低收入国家,刚超过10000美元的巴西离高收入国家尚存不小距离。俄罗斯1990年的人均收入高达12600美元,但随后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变化,在2012年恢复到12000美元以上,按世行标准刚好可以算作高收入国家,但俄罗斯经济极度依赖油气出口,如果国际石油价格下跌超过30%,俄罗斯的经济增速会变成负数,因此其人均收入存在很大变数。

　　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近年来饱受质疑,但从俄印巴的发展经验来看,投资不足带来的烦恼更加厉害。世行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投资占中国GDP的49%,俄罗斯为26%且常年低于30%,印度为36%,巴西为18%且长期不足20%。中国在道路、工厂和教育等基础领域的大量持续投资,为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俄印巴投资不足不仅制约了生产部门的发展,甚至还导致出现经济低速过热的局面。投资不足最直接的危害便是导致制造业萎靡不振,2012年俄印巴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仅有15.2%、13.5%和13.3%。俄罗斯除石油行业外,包括汽车制造和房地产在内的其他行业普遍经营惨淡。印度国内投资极度匮乏,但由于政府索贿行为和开展新业务成本的增加,许多印度企业家甚至一度将资金投向海外。受高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巴西在道路港口、学校和工厂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使得绝大部分基础设施不得不满负荷运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也长期处于高位,使得产品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必然导致出现增速缓慢和物价上涨的局面。

　　对中国而言,真正糟糕的是投资效率和方式而非投资本身。在分税制改革和地方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竞相低价出让大量工业用地,同时控制商住用地出让量以获取巨额预算外财政收入,并低息从银行贷款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开发区建设,以土地撬动投资的模式使得各地的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已严重过度。而热衷于投资的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且越来越依赖土地出让金。

　　利率对于投资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中国存在不少呼吁完全实现利率自由化的呼声,但鉴于高利率对俄印巴的危害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中国须审慎对待利率自由化。2008年为了遏制资本外逃,俄罗斯成为唯一一个被迫提高利率的大国,利率从6%飙升到29%,俄罗斯经济近年来增速下滑,然而由于国内通胀预期走高,使其不得不一直维持着远高于通胀率的利率。经过将近30年的摸索,同时为了抑制卢比的大幅贬值和应对高通胀率导致的实际负利率,印度在2011年放开了大额储蓄账户存款的利率管制,存款利率上升给银行盈利能力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抑制了印度本已不足的投资。恶性通货膨胀是巴西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高利率一直以来都是其对抗通胀的重要工具,高利率又吸引外资推高雷亚尔的币值,旺盛的原材料出口又进一步促使本币升值,最终导致投资和出口长期萎靡不振。中国在2013年7月已经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但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方面必须格外谨慎,因为全面利率自由化必然提高利率,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违约风险、银行的坏账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破灭风险都会因此而加大。

　　和在较低发展水平之上便慷慨提高社会福利标准的俄印巴相比,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确实欠账不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这部分欠账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中国在福利社会建设方面必须量力而为。在执政前期,普京政府尚对上世纪90年代的石油价格下跌心有余悸,除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外,还创立石油稳定基金以应对油价下跌,但随着石油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不再谨慎的普京政府大幅提高了养老金标准,然而俄罗斯政府不久之后便陷入赤字,高福利标准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印度国大党在2005年推出了慷慨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在大幅增加政府开支的同时,迅速推升了印度农村地区的工资通胀率,如果无法长期维持高增速,恶性通货膨胀将在不远处向印度招手。巴西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自己无法负担的福利国家,1998年巴西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免费医疗和大学教育制度,为了维持政府开支,巴西的税负几乎和发达的西欧国家相当,企业的创新和投资受到了极大压制。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重塑中国经济的重大战略,俄印巴在城镇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对中国的警示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从1985年起俄罗斯的城镇化率便长期维持在73%左右,但如此广袤的一个大国却正面临着人口下降的困扰,城市人口又零星分散在规模极小的城镇,仅有19%左右的城市人口生活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俄罗斯较高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是难以体现规模效应的,鉴于此,俄罗斯2010年开始重组人口布局,逐步将人口集中在20个大都市和城市建设。印度的城镇化率近几年保持在30%左右,预计到2050年才能超过50%,落后的制造业导致城市缺乏就业吸纳能力,导致城市贫民窟随处可见,农民也不得不长期困守在长期缺乏投资的土地之上,印度在年轻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巴西则具有典型的“过度城市化”特征,其城镇化率早在1999年便超过了80%,到2050年有望达到90.7%,但由于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巴西城市人口膨胀、失业问题严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中国而言,最优城市规模、城镇就业岗位、城中村改造、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解决路径将关乎城镇化的成败。

　　面对不断积累的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新一届中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在通向长期繁荣稳定的改革之路上,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短期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这一方面体现了坚定的改革信念,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相比上世纪90年代已大大缓解的就业压力,即使最近两年的经济增速低于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依然能够突破1000万。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国依然是新兴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但是中国在改善投资效率、利率自由化改革、福利社会建设和城镇化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需要吸取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经验教训,进而稳步探索相关领域的系统改革路径。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