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社会资源应进入环保

    从跨国公司高管到环保志愿者，转型后的张醒生如今每个月有一半时间都不在北京，他借用不用坐班的自由出去“躲污染”。在春节假期之前，他自己就跑到海南躲雾霾去了。

　　不过，作为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地区首席代表，除了“逃离”，他对环境及“环境移民”现象也有自己的思考。经济观察报记者就这一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环境移民”现象的出现？

　　张醒生：当前环境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社会、个人很大的担心。和“环境移民”这个词相似，其实联合国在很早时候就有过“环境难民”的提法，指的是由于极端气候的原因，很多人离开他们生活的国家和地方，到别处生存，像瓦鲁阿图就因海平面上升而进行过大规模移民。

　　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我们的水、土地、空气，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越来越不适合人居，这时“环境移民”就出现了，当然，暂时还不能称之为“环境难民”。

　　经济观察报：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环境问题对你造成了哪些困扰？

　　张醒生：比如说喝水，不太信任自来水，一般会选择经过认证的矿泉水、水源地的灌装水，这就造成了生活成本的提高；食品也是，选择时特别小心，对产地比较关注。这些还可以选择，空气没办法选择。PM2.5的出现把所有人，逼到了同一个角落，面对同样的困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经济观察报：你周围的朋友中，因环境问题而移民的多吗？

　　张醒生：我身边很多朋友，尤其有了孩子之后，有条件的都移民出国了。前段一个朋友还把北京的房子、车子都卖了，卖了400多万美元，然后移民到美国，花了100多万美元买了一个更好的大房子，他说我300万美元存着，做点投资，都可以不用工作了。北京高企的房价，恶劣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在考虑第二代的生活时候，选择出走。大人抗污染能力强一点，孩子的肺非常弱，糟糕的空气对孩子是一辈子的损害。

　　经济观察报：现在除了移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躲避环境问题？

　　张醒生：很多不能出国的人都到海南、云南甚至韩国济州岛等地买了第二居所，尤其是冬天环境问题突出的时候，他们会到第二居所躲避。

　　即便是不得不留在北京的，也都采取了一些技术手段，净化水、空气，选择有机食品，甚至有的自己去开农田，包农庄，其实这样增加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了的。我每次在街上看到拉着桶装水的车在街上跑，我就想，如果大家把装桶装水增加的费用来改善环境，那该多好。

　　经济观察报：很多地方也在加大治理力度，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更加有效？

　　张醒生：治理是短期内必须要做的事，是短期硬性手段，但是更多要从源头抓起。像北京今年已经宣布拿出7600亿元治理大气污染，但如果仅靠北京就想把空气污染治理好，那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我自己也经常到北京周边去，感受最深的是，首先现有的环境治理法规要落实，我听说有些电厂也装了除硫、除烟装置，但这些装置只在检查时候开，平时为了减少成本都是关闭的。

　　第二，必须有一个区域联动机制、补偿机制，我在春节前到崇礼滑雪，一路上发微博报告空气污染状况，沿途下来可以看出，污染源非常清晰，就是钢厂、化肥厂，在北京上风口的位置，摆放了那么多重化工业、发电厂。必须有一个区域联动机制、补偿机制，比如张家口把钢厂关了，北京要给一定补助以激励他们改造关闭。

　　另外，要保护生态。如果北京7600亿的治理费能用一部分在北京周边山上搞生态建设，形成生态屏障，可以吸附很多污染物。

　　经济观察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环保工作者，你还有什么建议？

　　张醒生：第一，要利用法律法规和社会的意识把还没有被破坏的地方保护起来；第二，对那些已经遭破坏的地方，要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进入环保领域，搞生态建设；第三要有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解放，每每看到荒山土岭，我就想为什么国家不能把这些荒山土岭放开让社会承包呢，谁投资，谁治理，谁受益，前提是不能改变用途。社会资源能通过资金的投入获得资产的保值，国家能得到绿色的生态成果，而且这种生态的成果是全国人民共享的，谁也拿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