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大理

    冬日，大理的阳光具有穿透力，远处的山峦清晰可见，朵朵白云漂浮在苍山腰际，仿佛触手可及，壮观瑰丽。站在苍山半坡，洱海犹如碧玉镶嵌在古城边沿。

　　储南滨站在他位于苍山半坡的一栋别墅院里，指着摆放在院内的那张椅子说：“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晒太阳、吃饭，从未感觉这么舒服。”

　　年逾五十的他2007年从深圳搬到了这座中国西南边陲的城市，成为一名“环境移民”。

　　最初，他还放不下在深圳的生意，经常往返于大理和深圳之间。他和妻子在深圳经营着一家财务公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务自由。

　　后来他回深圳的时间越来越少了。2013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理度过，除非在深圳的公司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得不回去打理。

　　“现在回到深圳，只要待上几天时间就烦了，太拥挤。”他说。

　　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包袱，没有大鱼大肉和纸醉金迷，没有迫不得已的应酬，就是一个喜欢晒太阳、种菜、散步和养鱼的“闲人”，甚至有时手机都忘记打开了。

　　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正是很多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来等都市来的“逃亡一族”追求和向往的。

　　近几年，移民到大理的外地人形形色色——他们有的是叱咤风云的企业家，有的是在国际上荣获声誉的艺术家，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媒体从业者，还有曾在大都市有过丰富经验的旅馆、酒吧老板和厨师……

　　最初驱使他们到大理的原因千奇百怪，但这些环境移民们无论在大理拥有什么新的社会角色，共同点都是爱上了这里的阳光、空气和水，这些大城市的“奢侈品”大理都拥有。

　　移居

　　储南滨现在每天喝的都是从苍山顶峰峡谷蜿蜒而下的莫残溪水，那种纯净沁人心脾，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冲厕所用的都是山泉水”。

　　在深圳闯荡商界多年，储南滨是个“很拼的人”，这让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但一切都有代价。常年高负荷、快节奏地工作，为了维系关系经常陪客户喝酒到很晚，他的身体终于亮出红色警报——医生的检查结果是：“肝病”。最严重时，步行百米都困难。

　　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曾经斗志昂扬的生命体突然驶入了绝望的深谷，每天似乎都在“倒计时”。

　　一位交情很深的朋友想安慰他，邀他一起去丽江。

　　储南滨就这样跟随朋友到了丽江，眼前的丽江让他发自内心不喜欢，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商业世界，原先淳朴、恬静和厚重的古城荡然无存。

　　朋友建议他到大理古城看一下，那里相对安静。他二话没说就到了大理，而且喜欢上这里。大理尚未受到过度商业化的破坏，保有一份宁静。

　　刚到大理时，他住在苍山半坡的一栋别墅。别墅位于大理古城与下关新城之间，此前是农庄，后来被地产商开发成山水别墅，很多来自北京、广东、上海和南京的“环境移民”到此购房置业。

　　那段日子，他发现自己虚弱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他说：“虽然不知道各项指标发生了什么变化，但精神明显好得很快。”

　　身体上的变化让他十分兴奋，他确定自己要定居大理，好好休养生息。妻子提议他先租房“试住”一段时间，可他迫不及待，疯狂地四处看房。

　　购房经历也是一波三折。最早，他喜欢上了洱海边的一个高端社区——洱海天域，每平米达到了8300元，他认为价格不合理放弃了。后来妻子在网上查到了一座位于苍山半坡的别墅——感通别墅，均价5000多元。虽然，他并不喜欢房子的建筑风格，但自然环境比较符合他的居住理想，依山傍水，“莫残溪”顺着别墅河道终年不断地流过，每晚，只要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对岸的阑珊灯火。

　　他决定买下感通别墅的房子，当跑回深圳和妻子商量好再回到大理时，价格上涨了，他又和妻子商量，如此反复，价格后来涨到了1.2万/平米，他一气之下，暂时作罢。

　　2007年12月，恰逢大理当地举办“房交会”，他在大理古城门口看到一个广告牌上写着——“云下的日子”，这个极富有诗意的词语吸引了他，这是大理一个别墅项目“山水间”的广告，均价4000元左右，他当机立断，买下一套房子。

　　随着北京空气质量的日益下降，“山水间”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购买者。

　　在等待交房的过程中，储南滨又叫上了深圳一位朋友，希望成为邻居。结果那位朋友不喜欢“山水间”，他看上了感通别墅。储南滨夫妇又交款购买了感通别墅中的一套。

　　装修完毕后，储南滨夫妻住了过来。他们每天上午通常是这样度过的：一起到山脚下散步；到本地集市看看新鲜蔬菜和肉类，然后回别墅安静地坐着。储南滨说：“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

　　储南滨现在每天喝的都是从苍山顶峰峡谷蜿蜒而下的莫残溪水，那种纯净沁人心脾，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冲厕所用的都是山泉水”。他说，上帝馈赠给大理的自然资源是他爱上这里的唯一理由。

　　他被医生判了死刑的肝病，也在一年零三个月后，神奇般地得到了康复，当储南滨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位医生时，对方完全不相信。

　　改变

　　来自大城市的“环境移民”们正改变着这里的风貌和生态，曾经贫困落后的渔村被他们改造成时尚之地。

　　储南滨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足以让他在大理过上“好几辈子”，不需要任何工作来支撑。但在深圳常年拼搏形成的思维惯性，还是让他忍不住想在这座城市做点什么，哪怕是用玩的心态来做，也比每天纯粹晒太阳充实。

　　身体恢复后，储南滨试图跟朋友合作做点事。他发现，只有和旅游相关系的产业才有商业机会。“全是客栈，多如牛毛，多到吓人的地步，没有做其他事情的空间。”

　　大理洱海沿岸的村落，但凡是离海边近的地方，都拔地而起了一栋栋极富设计感的家庭旅馆、酒吧或咖啡馆。来自大城市的“环境移民”正改变着这里的风貌和生态，曾经贫困落后的渔村被他们改造成时尚之地。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双廊村，它成为了新移民和外来游客最流连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和大批艺术家的入驻有着莫大关系。云南舞蹈家杨丽萍和艺术家赵青都在双廊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圈层效应吸引了很多人，一些在国际上获得过声誉的人，例如方力均、岳敏均等当代艺术家，也在此置业。企业家、教育家、退休政府官员、画廊老板、旅馆经营者等城市中产阶层尾随而至。

　　洱海沿湖的其他村落也一样，逐渐成为了环境移民的新选择，这些新移民和当地渔民、农夫比邻而居，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他们的存在，让大理及周边的村庄变成了普罗旺斯与海特-阿什伯里（美国旧金山的嬉皮街区）的混合体。”《纽约时报》记者这样描述。

　　投资者到来完全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他们成为了价值的发现者。土地价格每年都在飙升。2008年，一些村的地租很便宜，以20年租期为限，每亩才5000元，但到了2013年，每亩的租金涨到了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元。

　　巨大的财富也让新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利益平衡被外来者打破了。

　　以前，大部分村民都不愿住在海边，怕风、怕海水，只有无权无势的家族才会被分到海边，有钱有势的都住在村中心。移民和租客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格局，他们为海边的地块一次性支付几十上百万的租金，让很多人眼红。

　　“村里面有人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资源，要求我们修建配套设施，并且拒绝分享村里的配套，有时候他们会做出恶意的举动。”张丽丽说。

　　张丽丽曾是香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裁，身居要职，薪水优厚，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她十分厌倦。这时有朋友介绍她移居大理。考察后，她被这里迷人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深深吸引，决定在此开始新生活，在洱海边的一个村落开了家客栈。

　　租客和房东之间，也存在矛盾，因为把地租出去的人会互相比较，早期租出去的价格相对便宜，越往后价格越高，这也造成了心理不平衡。

　　幸福来得太突然，当民风淳朴的村民欲望被挑起来，原本平静的村庄不再平静。

　　合约犹如一纸空文，很多房东将租客当成“摇钱树”，想方设法要钱。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时候租客在向政府申请手续时需要房东签字，每签一个字，房东就会找茬要钱。

　　张丽丽也和房东发生过矛盾，对方欺负她是一个女人，有些行为让她咬牙切齿，最痛苦时，她甚至都想动用“军队的朋友”。

　　据一位客栈老板透露，他们村里有位租客比较惨，先后被房东“敲诈”12万元。

　　双廊镇的一位客栈老板，跟房东打官司打了一年半，因为房东在客栈晒小鱼，导致客栈客人无法用露台休息。在房东的意识中，自己依然是客栈的主人。当租客和房东关系恶化到一个程度，轻则通过法院打官司，重则拳脚相向。

　　即便如此，张丽丽认为和房东之间的矛盾并不可怕，充其量只是私人问题，可以通过让利或者其他手段解决。让她摸不准也最害怕是政府的态度，那才是“系统性风险”。

　　博弈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权力的力量，在博弈中，她发现自己遁入了一个没有规则的丛林社会，是彻底的弱者。

　　张丽丽正处于与政府的博弈之中。

　　她办客栈的相关手续迟迟没有下来，每当向政府部门咨询时，政府官员都打官腔，答复语焉不详，只是让“等通知”。

　　在等待的过程中，大理州政府整顿洱海客栈的传言像瘟疫一样四处弥散，让没有拿到手续的客栈老板们坐立不安。张丽丽生怕某一天当地政府脸色一变，几百万元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权力的力量，在博弈中，她发现自己遁入了一个没有规则的丛林社会，是彻底的弱者。这是她在移居大理前无法想到的。

　　早期，大理热烈欢迎像张丽丽这样的人。大理政府开放态度让投资者看到了机会，蜂拥而至。据统计，在环洱海地区，包括沙溪、大理的客栈大约有1000家，洱海东面的双廊村，几乎都变成了建设工地。

　　但在政府官员眼里，它们都是“低档次的客栈”，具有文化特质的客栈并不多，而且绝大部分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属于政府管理盲区。

　　2012年，大理州政府曾提出了“坚决控制三星级以下低档次酒店”的想法。

　　大理市旅游部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今后随着往返大理的空中航线越飞越多，大理市的旅游业将会升级，“坐飞机来的人，一般都不会去住三星级以下的酒店住宿”。

　　此前大理仅有两个五星级酒店，4个四星级酒店，客栈占了酒店总数的90%以上，这不符合政府的“定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大理州政府吸引了很多国际知名品牌酒店入驻。

　　换届以后，大理州政府新任领导对客栈的态度更加严格。客栈的生存现状日益艰难。这对张丽丽这样的投资者而言极为不利，在办理卫生、消防、工商、税务、环保等各种手续时，几乎步步艰辛。

　　“我们都按照要求准备了手续，但政府部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州政府最终决定没有下来，政府说要保护洱海，但如何整治，也没有一个态度。”张丽丽说。

　　张丽丽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土地、规划和环保。据她了解的情况，政府认定手续不完善的经营户，都是“黑店”。下一步，将对经营户进行分类处罚，符合要求、手续完备的，列入“红名单”。整改后达到要求的，也归入“红名单”。整改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列入“黑名单”。

　　从11月份开始，当地政府采取了“联审审批”的方式，统一为符合办证条件的经营户办理相关证照，而对仍然存在问题的经营户，限期整改。但是事实上，像张丽丽这样的客栈老板根本无法获得政府的真实意图——信息严重不对称让她手足无措，只能通过那些可信度并不高的流言来揣测政府的态度。

　　一位客栈老板并不乐观，因为大理州政府力图在未来进行城市扩张，这意味着政府将要延续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加大房地产的开发。

　　隐忧

　　前段时间，诸南滨跟朋友聊天时，第一次提到想卖掉大理的房子，因为在他看来，大理很快就“完蛋了”。

　　风光优美的大理不是乌托邦，如何处理和当地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摆在新移民眼前的一道“难题”。难题尚未解决，大理的开发却日盛一日。

　　储南滨日益感受到大理的变化。

　　大理变得越来越像曾经的丽江，高端社区、国际酒店、商场、酒吧……面对这个正在朝着都市化大踏步迈进的大理，储南滨“不仅失望，而且绝望”。

　　到处都是建设工地，一座座标榜着成功和优雅的高端社区依山傍水而建。

　　以前，他从大理机场出来，汽车穿过洱海湿地，道路两旁几乎看不到任何房子，缓缓进入下关，再进入大理古城，“那种感觉太美了”。

　　现在他从机场开车进古城，发现道路两旁全是别墅社区，它们占用了大片湿地，洱海在悄然萎缩。

　　最初见此情形，他还有些许侥幸心理，因为大理州政府对外宣称“保护海西，开发海东”，以此达到生态平衡，他认为肆意的开发到不了海西。

　　2014年1月中旬，他开车在位于海西的苍山脚下转了一圈，心情特别差，“到处都是房产”。他数了一下，原来苍山脚下只有四个社区，现在已经有七八个了，社区的建设规模比以前的更大，而且大多是以酒店的名义批准的商业用地。

　　后来他才了解到，新上任的领导思路变了，想提升大理的城市地位，所以要提高人口基数，大力开发房地产项目，吸引更多的移民者。

　　在储南滨看来，以前大理的交通不好，这一定层面保护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现在交通发达了，挡不住纷沓而至的“城里人”，反而有隐忧。

　　“我认为中国很多地区自然条件非常好，但因为人文环境很差，最后害得自然环境也差了。”储南滨说。

　　前段时间，他跟朋友聊天时，第一次提到想卖掉大理的房子，因为在他看来，大理很快就“完蛋了”。储南滨说：“只要学过物理都知道加速度，大理这座城市加速度是无穷大。”

　　作为一个环境移民，他的下一站，或许只能是国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