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个方面推进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在于放弃传统产业,而在于知难而上、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一是不要盲目厌弃或忽视传统产业,要舍得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上投大资;二是不要盲目追求多元化,要肯于在专、精、特、新、好上花大价钱;三是不要盲目否定家族制,要善于在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上下大工夫;四是不要盲目引进高新尖端技术、特别是洋品牌,要善于在选用有效实用先进技术和创造自主品牌上付更大代价;五是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必须有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外部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做支撑。

　　引子: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市场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推动经济发展同样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否则,就很难落实党的十八报告强调指出的,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受国际金融与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发达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我国GDP自2011年第四季度降至8.9%以来,直至2013年第四季度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 (分别为8.1%、7.6%、7.4%、7.9%、7.7%、7.5%、7.8%、7.7%),同期投资、消费、外贸增长率也大都处于下降通道,财政收入增长率同样出现了持续下降 (增长率已不足10%),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破产倒闭现象。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进入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市场结构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按照《决定》要求,“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正确把握机遇,力推转型升级,积极创新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次机遇三次转型升级:经验与启示

　　没有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没有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定位、没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没有全面融入世界(加入WTO),投资就没有方向,发展就没有目标,三次产业升级和三次经济转型就很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也就不可能取得让全球瞩目的辉煌成就。

　　经验和逻辑均表明,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着手实施改革开放到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曾经历过三次机遇,发生过三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

　　第一次历史机遇和第一次产业大升级、经济大转型(1985—1991年)。这是一次源于改革开放和日本经济起飞(1955—1973年)任务完成后迫切需要产业重组和重化工结构转型与我国开始着手实施 “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政策相啮合的历史机遇。在抓住用好这次机遇基础上,我国产业发生了第一次大升级、经济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

　　第一,对外开放政策加快了短缺修正速度。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举起了向短缺宣战的旗帜。“三来一补(即来设备、原料、样品和补偿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等政策的颁布实施,适应了国内外两方面的逆向需求,促进了我国日用工业品等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一些重化工项目也开始进入中国 (如日本新日铁和德国大众)。

　　第二,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一般制造业技术得到大普及,产出规模迅速扩大,工业生产结构出现第一次大升级。工业增加值从1984年的2789亿元增加为1992年的1028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55倍,年均增长12.4%,高于改革开放后前6年年均增长(6.3%)6.1个百分点。同期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1.96倍,集体工业萎缩,城乡个体工业总产值大增127倍,其他工业总产值增长27.8倍;外贸进出口增长2.1倍,年均增长15.1%,高于改革开放后前6年年均增长(10.6%)近4个百分点。如果没有1989—1990年增长率的连续下降 (为5.1%和3.4%),结果会更好。

　　第三,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出现第一次大转型。虽然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还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但产业技术内涵及其存在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度提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所说的“1985年—1988年的那次跳跃”恰处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