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遇到春天赶快发芽

    文/金心异

    某市社工委的一位干部问我：“现在省里要求‘双80%’，社区自治没得搞了，做什么好？”我回答说：“现在真放手搞社区自治，条件其实并不充分：居委会要么行政化要么空壳化，无法成为自治平台；居民参与意愿不高；社区选举法例制度不完备；社区居民自组织度几近于零，仅有部分被组织度。好了，可做的事情来了：从提高居民自组织度做起，打点基础，如何？”

    我说的就是社区型社会组织。对了，就是那些可能很不起眼的老年舞蹈队、社区书法协会、社区老人象棋社、秧歌队、亲子阅读沙龙、4点半学堂互助组等等等等。

    看上去，它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有人称之为“小微社会组织”。它们大部分不规范或小到无法正式注册，但却是社区里最活跃的一群；倘若这样的社会组织品种越来越多，不仅仅覆盖老年人群，而是扩展到中青年；倘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些社区自组织里面来，长期持续地动员和活动，它们就会成为社区自组织度的坚硬基础，并从中产生足够多的社区意见领袖，他们既可以成为政府向社区注入服务的承接者，也可以成为居民利益表达的代言人。

    有意思的是，由于大都不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即便极度收窄之后，它仍在党政体系的容忍甚至鼓励的范围之内，然而它又是未来社区自治的前置性工作。所以在当前的氛围下，这是可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事实上，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两个特大城市，许多区和街道已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它们社区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并探索出了“社区社会组织街道备案制”——即规模较小、不具备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区小微社会组织，采取在街道办进行备案管理的方式。“备案制”既满足了政府的不安全感，让它相信一切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也为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供了接口。

    街道办往往把“备案”作为申请街道办专项资助资金的前提条件之一。这无可厚非，你要用政府的钱，就得满足政府的要求——政府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花的。

    当然这项工作进行得还很不系统，比如说，政府钱的来源五花八门，并不全掌握在街道办手中，有些是必须到区或市里去申请；即便是区直部门通过街道办注入社区的资金，比如文化局或卫生局、或组织部门或随便什么部门，它们皆通过街道的相关科室进行管理，街道办并不能太多干涉其使用，更不要说统筹起来。街道办自身也会有投入社区购买服务的资金，除了居委会或社区工作（服务站）的运营经费外，仍可能有专项的社区资助资金，但这并非标配，只具或然性，某些想要推动社区发展的街道办，会从整体的经费中拿出一笔来资助社区社会组织。

    所以，如果有可能，应对这些资金进行一定的整合，比如是否可以作为专项经费由区财政统一下拨给街道，由街道面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申请；街道办可以每年根据这些社会组织的活动情况，给予评价，并作为资助的依据之一。当然也可以仅由街道办每年给予评价，但政府资助资金则以成立“基金会”的方式进行社会化管理，这可能是更好的办法。有些街道办可能会以居委会作为这些社区社会组织的直接管理者，这也是个方向，居委会要把社区内部居民自治的所有事情都要管起来。

    问题出来了：谁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现在积极性比较高的是区社工委和街道办，作为社会建设的主要着力方向。但是由政府来推动的发展，有时会不是建立在居民个人兴趣和积极性的基础上，更为了工作成绩着想；因此人就是平常联系的社区那十几个人，只不过都各戴了几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帽子；当政府有钱给时，就有活动，政府没钱给时，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政府或社区创造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场地等，并促进居民活跃起来，但最终要他们有内在的需求，自己愿意参加这个组织，愿意去搞很多活动，甚至愿意为此自己掏钱，在此基础上，政府给予一些适当的补贴。许多人提到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政府可以补贴社区组织经费，但你们自己必须得掏10%的资金，你愿意掏这10%，才证明这是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冲着政府的钱来做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要发挥所谓“社区精英”的作用。这个词如今在广东好些城市的社区工作者口中很流行，去年之前大家还有点担心这个词会不会犯政治忌讳，不过似乎党政部门不排斥这个词，于是大家就都用起来了。社区精英就是在社区里面有影响力、号召力的人，由他们牵头来搞社区社会组织，慢慢把活动搞起来，激发同好的积极性，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并进一步发现更多的活跃分子，这样社区社会组织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据2012年的数据，全国已有此类备案社会组织20多万家，已有不错的势头，但还远远不够。目前来说，难得的是党政体系积极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说在政策上正是“春天”，区县社工委和街道办应该抓住这个良机，尽快促进这些小草们破土发芽，长成小苗，获得生命力；与此同时这也会倒逼政府注入社区的经费制度化常态化，为下一步社区发展和社区自治奠定相对充裕的资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