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国企应去意识形态化

　　——访世界银行私有部门发展高级经济学家张春霖

　　个人简介:

　　张春霖1987年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吴敬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企业理论,后赴英国深造。1994年加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从事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1995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99年离开国家经贸委,受聘于世界银行。

　　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正在各地酝酿。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也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就国企改革和公平竞争的相关话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世界银行私有部门发展高级经济学家张春霖。

　　国企竞争优势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但从现实情况看,国企与非国企似乎很难做到公平竞争。

　　张春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当国企与非国企在同一市场竞争时,国有企业依托国家所有权而获得的竞争优势可导致与非国企的不公平竞争。这种竞争优势的来源包括:兼有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业务的国企,用非竞争性业务的收入(包括来自政府的支持)补贴竞争性业务;国家作为所有者不要求国企实现与非国有投资者的要求相当的商业回报率;国企在税收和监管方面享受优惠;国企在债务融资时得益于国家的显性或隐性的担保。

　　除此之外,国家对国企的分红政策即为股权投资政策,国企免费或低于实际成本占有和使用国家的自然资源。而当国企进入国际市场与其他国家的非国企竞争时,上述问题更为突出,比如建筑公司。

　　分离竞争与非竞争性业务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企与非国企并存的其他国家,如何避免不公平竞争?

　　张春霖:国家在一些企业中的所有权或参与不给这些企业带来任何竞争上的优势,但可以对国企的公共服务给予补偿,且必须公平和透明。比如在欧盟和澳大利亚,尽可能在组织结构上分离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业务。在不能分离的情况下,要求国企对其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业务分开核算,充分披露。在国家对国企的公益职能给予补偿时,保证补偿的合理和透明。并且要求国企给国有资本提供与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相当的回报率。同时保证税收、监管、政府采购对国企与非国企平等对待;保证国企债务融资不受益于国家的显性或隐性担保。

　　举几个例子。芬兰道路公司是负责道路维护的国企,因不受破产威胁及在监管方面的特殊优惠被指控享受欧盟规则所指的 “国家资助”。后来欧盟调查认可其多数指控,因而被认定违规的国家资助被取消。2008年1月该公司改制为国有全资有限责任公司。

　　瑞士邮政曾独家享有3.5吨以上货车在夜间和星期日在一些道路行驶的权利,受到非国有物流公司指控。后来竞争委员会认定属于不公平竞争,建议修改法律。对于法国邮政,欧盟委员会认定其法律形式本身使其免受破产威胁,存在实际上的国家担保。2010年3月已改变其法律形式,转制为公共有限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长期性产业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垄断,目前的现状是在竞争性领域、甚至私人生产领域,也存在国企垄断现象。你认为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张春霖:那些主张保持国企的理由不外乎有以下几点:国企可以促进就业、减少失业,为职工提供社会福利;必须依靠国企来打造“国家队”,否则难以赢得国际竞争;国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才可以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国企使国家可以控制资源和战略部门、保护幼稚产业,扶持弱势和衰落产业等。

　　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不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有效工具,应该对国企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仅作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凯恩斯的原则是:政府应当去做那些还没有人做的事情,以弥补市场失灵,拾遗补缺,为民作嫁,避免与民竞争。中国应贯彻竞争中性原则促进国企与非国企的公平竞争。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主要反映低成本竞争优势而非技术和知识优势,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2010年仅占15.4%,而创新需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有独特职能。能否设立若干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抽出,投资于长期并具有高风险、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投资的产业。

　　现在的分红政策相当于投资政策,即利润中不分红的部分等于国家财政对国企的新增股权投资。改革的方向应是:提高灵活度,反映企业在投资机会、创新潜力和发展前景上的差异性。随着董事会建设的进展,更多依靠董事会来决定分红和投资的比例。今后要提高中央国企的整体分红率水平,开始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