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的学习思路

　　——访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薛进军

　　《经济》记者就雾霾相关专题采访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薛进军时，也请薛教授重点谈了谈日本的雾霾治理经验。薛教授谈得非常详细，现整理如下：  

　　《经济》：您长期在日本工作生活，就您的观察，日本政府与民众是如何预防、治理大气污染的？

　　薛进军：日本从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两方面采取对策。固定污染源是指工厂和事务所办公室等，主要采取了集尘、排烟脱硫、重油脱硫、排烟脱硝等装置来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并开发了世界先进的技术，最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1960年的0.034立方毫克降低到2010年的0.003立方毫克。

　　移动污染源是指汽车、船舶、航空器等移动体的排放污染，以汽车为例，主要采取了实施二氧化氮、悬浮粒子状物质（PM）排放限制法，开发低排放汽车、清洁能源汽车、节能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是一例）等。这些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效，以1973年为基准，汽油动力轿车的NOx排放量降低到1%以下。以运输卡车为主的柴油车是最大的移动污染源，同期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降低到5%以下。

　　日本治理PM的最大成功经验是机动车的节能减排，日本没有开发低燃料低污染汽车，比如普锐斯等混合动力车，还将低排放车分为3星、4星级，按减排程度给有消费者减税补贴，缩短汽车更新年限，征收超过更新期汽车的回收费用，要求政府机关购置低排放公用车。这些措施不仅大大促进了技能减排，还大大刺激了节能汽车的开发和生产，从而形成了新的生长点。

　　除了上述措施外，日本还在交通建设系统、指挥系统大下功夫。比如，建立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的混合运营系统，将这些交通工具链接成一体，以减少周转时间和转成麻烦；修建集中大型运货的”物流新干线”，各种交通手段的起发时间严格守时(日本的电车是世界上最守时的交通工具)，在各种候车、转车处设置商场，在电车站公共汽车站附近设置市区政府办公点、商店街、学校、医院诊所、公园、使得人们不用开自驾车就能办事购物游玩，大大减少了自家车行驶。环境部门和民众团体还制订了诸如禁止路边停车（这条一点对中国极有借鉴意义，因为路边停车大大阻碍交通、降低行驶速度，增大尾气排放），给驾车人减少停车、减少车上重物、在等红灯关闭引擎等提出要求。另外，在东京等大城市，还极高地设定停车场合和停车费用，（东京的停车费大约每小时500日元，合30元人民币。每月的停车场缴费一般要5万日元，都心地区更高达10万日元，约3000-6000人民币），迫使你不得不放弃驾车或买车，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此外，日本的汽油价格也很高，汽车的购置税、重量税、强制保险和一般保险费非常贵，这也在一定车程度上限制了买车。

　　《经济》：中国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哪些？

　　（1）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1970年以后，由于环境事件频发，市民运动蔓延全国，环境诉讼激增，环境病的赔偿剧增，日本认识到“经济发展优先”的代价太高，因而开始转变为“环境保护优先”，形成了“没有福祉就没有发展”的新理念。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企业、民众对经济发展目的的看法，形成了“没有美好环境就没有发展”的社会共识。

　　（2）经济决策的的民主化和环境问题治理等法制化。从1970年代起，日本逐渐形成了循环、共生、参与、国际合作的“环境治理四原则”，其中的“共生”就是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参与”就是民众参与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与政府和企业协商共建企业和携手治理污染问题，使得企业的发展在遵守国家法律、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条例的基础上，得到市民的理解支持。一些地方还形成了新建企业、增加设施必须同当地政府签订“公害防止协定”，同市民团体建立共同发展会议（如北九州市的企业市民协商会）等。

　　日本重视环境治理的转折点是1970年的国会，这一年的国会共通过了14项环境保护法律，被称为“公害国会”。这些法律从法制上提供了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和法律依据，从制度上保证了环境保护的执行，形成了对企业、政府、个人经济行为的环境约束。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这些法律不是摆设，而是实实在在实行了，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守了。

　　（4）市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在中国，一出现经济和社会问题，人民总是埋怨官员，围攻政府。而在日本，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单单依靠政府，而是先从民众运动会开始，矛头直接指向污染肇事企业。这种植根于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民主化的经济决策过程，是日本能够将一个污染大国改变成环境大国的基础。

　　（5）环境诉讼和公害健康补偿。四日市哮喘病的诉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四日市哮喘病”起因于石油冶炼企业群排污造成空气污染，引发了哮喘、扁桃腺炎、慢性支气管炎、结膜炎、肺气肿、心脏病等多种疾病。1960年代，四日市成为日本重要的能源加工基地，该市的人口只有20万人，但石化工业产值占到全国的25%，工业产值在全国556个城市中排在第12位。这些石化企业的烟尘排放引发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1972年，市民状告石化冶炼企业造成市民呼吸道疾病，三重大学的研究人员用医学案例证明呼吸道疾病增加与企业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有关，从而第一次打赢了环境污染的官司。与此同时，又发生一起一名学生因哮喘病死亡的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市民抗议游行运动，各地也借鉴四日市的经验，运用与法律手段起诉污染企业。这些运动普及了环境知识，提高了环境意识，迫使企业自觉地采取环保措施。

　　（6）企业自主应对环境问题。市民运动，法律和政策规制，开始是迫使企业被动地改善环境，但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企业开始自觉地增加环境投资，研发环境技术，开发环境友好型型产品环境。数据显示，从1966年到1971年，企业的公害防止设备投资占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从34%增长到69%，公害防止设备投资占企业设备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966年的5%增长到1977年的17%。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只有企业自主关注环境问题，自觉地保护环境， 环境问题才能从真正解决。

　　（7）环境技术和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我们的研究证明，日本主要从产业机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环境技术改造等方面治理雾霾。日本用了30年多年，把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70年代的50%降到现在的27%，能源结构从燃煤型转换成燃气和液态石油型，而这些转变的重要方法和保证是节能和环境技术的开发利用。资料显示，1955年，日本的能源使用中煤炭、石油的比例是49%、19%，到了1965年，这组比例翻转成了27%、58%，煤炭的比重十年减少了22个百分点，实属奇迹。

　　日本能源结构转变的转折点是石油危机。日本是一个资源和能源匮乏的国家，其化石燃料基本依靠进口。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影响了向经济大国行进中的日本经济，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1974年物价上涨24%，直接导致日本高度成长期的终结。但这也形成了反逼机制，刺激了节能和环境治理技术的迅猛开发，促成了日本经济向环境友好型过度。数据表明，1970年代以后日本的与环境有关的专利数量急剧增加，这就为日本的能效提高，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技术保障。这些技术引起的产业部门能耗降低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日本已有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自然科学奖多与节能减排和环境有关。这些使得日本成为环境技术创新和出口大国。   

　　《经济》：您如何评价中国现在的大气污染治理？

　　薛进军：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脱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很遗憾的是，中国不仅没有例外，甚至走得更远，因而治理起来更难、更费时间。但是，只要下决心，还是可以缩短污染治理进程的。当然，最重要的是，环境问题、雾霾问题不光是政府的事情和企业的责任，这件事人人有责，人人都要采取行动，大家都把治理雾霾当成自己的事，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现在的时代与不同于过去，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已有了相当的认识，环境技术水平也大大高于以前，特别是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也积累了一定的治理经验，中国虽然不能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可以避免从头到尾彻底走完发达国家的所有的老路，较快地治理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