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关口，广东的焦虑与希望

本报记者 郑升 广州、深圳报道

    “金融的大政策是国家的，我们不能去改变，但是可以做好准备，前海有可能作为今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点的话，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12月19日，在于深圳举行的“前海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主题演讲最后，抛出了这条对深圳前海的忠告。

    随后进行的一场对话中，因这条忠告而引起，前海合作区对比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话题，吸引了台下数百名广东政商界人士侧耳倾听。

    自贸区花落上海后，这样的对话几乎出现在每次关注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论坛上。

    在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历史中，习惯于喝“头啖汤”的广东人，几乎把握住了每次改革试点的先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荣衔，也成为了广东的代名词。

    然而，自今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示范区获批后，深重的危机感弥漫在珠三角的核心地带。主政者们被反复的追问：上海建自贸区了，深圳怎么办，广东怎么办？

    回看这种危机感产生的原因，上海自贸区可能只是戳破气球的那根针。“这几年广东改革开放的步子确实有些慢”，这是广东省社科院广东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对广东过去一段时间的总体判断。

    这样的观点在广东绝非孤例。尽管广东已经拥有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以及珠海横琴新区等三大国家级平台，并且在中央的支持下进行多项试点，但比起改革开放之初的锐气，广东的速度已经慢了许多。

    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的难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广东已不可避免的进入经济增长的中速时期。在没有找到新的增量之前，广东必然长期处在被动的位置。

    而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获批，被激发了重重危机感的广东，又是否能找回当年的锐气？

    广东的焦虑

    在广东，直面上海自贸区竞争压力的，是担当粤港澳合作“桥头堡”的前海合作区。

    12月4日，在一场总结前海合作区过去一年工作进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前海管理局副局长何子军透露，为了尽快推进前海与香港方面的合作，前海将专门制定一个针对香港的前海深港合作方案，并酝酿专门针对香港企业调整土地出让方式。

    前海合作区做出这个决定的背景是，在此前的两次土地出让中，前海有意引进香港企业到前海拿地，并针对性的列出了对土地竞拍企业的要求。然而，最终结果并没有香港本土企业竞拍成功，这让意图大量引进港企参与开发的前海颇为尴尬。

    当日的发布会上，前海公布了一系列数据，包括前海合作区内注册企业共计2642家，注册金额合计2051亿元，其中港资企业约占比5.78%，注册总额143.17亿元等。

    总结时，何子军表示，尽管在前海注册的企业数达到了预期，仍希望有更多港资企业来注册。按照前海管理局此前设定的目标，港资企业应该占到前海注册企业数的三分之一。

    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前海合作区获批三年多，前期大部分的工作仍停留在填海和铺路等基础工作上，在基础配套设施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的招商成绩，已经显示了前海所具有的超凡吸引力。

    但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前海方面亦承认，“留给前海的窗口期在缩窄”。尤其是，以理性投资著称的香

    港企业，在没有见到前海给予企业15%税收优惠的产业目录落地之前，并没有打算就此落子，而是选择进一步观望。

    有压力的决不仅限于前海，南沙新区、横琴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2月24日，在广州市十四届人大第而是三次会议上审议的《广州南沙新区条例（草案修改意见稿）》中，在“南沙新区在国家金融政策支持下，推进下列金融工作和事项”中新增加了“支持南沙新区在内地金融业逐步扩大对港澳开放的过程中先行先试，探索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在提交给人大的草案说明中，执笔者这样解释：参照上海自贸区的有关做法，先行先试，为日后南沙新区申请自贸区提供基础条件。

    这背后的共识是，广东要继续保留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自贸区是一种可能。

    寻找增量空间

    事实上，相较于已经获批的上海自贸区，广东其实是最早提出要建设自贸区想法的，只是未能最早获批。广东——尤其是作为引擎的珠三角地区——历经35年的快速发展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

    反映在经济总量上，是广东经济增速从此前的10%以上，稳步进入了8.5%的空间。想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广东必须开辟新的增长领域。

    对于广东来说，目前最容易启动的增量空间有两个，一是前海、南沙以及横琴等平台作为主要发展目标的服务业领域，二是继续加大基础投资，将广东城镇化率相对落后的粤东西北地区也纳入快速工业化的轨道。

    2013年7月2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了“振兴粤东西北”的动员令，要求，到2020年前，粤东西北12市人均GDP要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此，广东省将在未来五年统筹安排资金6270亿元，其中增量性安排2061亿元，用于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发展。这种力度的支持方案，在广东过往的发展历程中极为少见。

    12月9日，广东省政府网站公布《广东省创新招商引资工作行动纲要（2013-2015年）》，该纲要提出，2013年到2015年，广东省实际吸收外资金额要超过750亿美元，且吸收外资项目合同平均规模达到750万美元的目标。

    在更为具体的要求中，纲要将招商重点依次放在了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先进制造业上，明确到2015年，力争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要超过45%。

    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评述，广东可以适当增加投资，以新项目的上马形成新的生产力，也可以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但需要时间，需要平台，更需要优良的招商环境。

    在此过程中，以前海、南沙、横琴为代表的国家级平台，必然要扮演主力军的角色。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应该说上海自贸区给深圳一个心理障碍，很多人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但我认为不必担心。”在“前海论坛”上，曾经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起草工作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表示。

    马敬仁也给出了他的理由：从目前来看，全国市场自由度最大的地区是深圳；毗邻香港是它最大的优势，可以快速的学习香港的做法；而且，前海的三年土建期马上要过去了，会迎来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而在构建能够对接国际需求营商环境这方面，广东也有所准备。

    在2012年12月，广东争取到“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先行先试政策，2013年初前海就将这一政策落实，只要满足前海高端人才的条件，在前海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薪金总额15%的部分，由深圳市政府以财政补贴形式返还。这一政策上海自贸区也未能享有。

    此外，深圳国际仲裁院也已在前海运作，该院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创新商事争议解决模式，在前海合作区为境内外当事人提供仲裁、调解、谈判促进、专家评审等多种方式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

    而珠海横琴新区，也在2012年5月份便出台了《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探索商事登记的备案制管理办法。

    不过，包括马敬仁在内的多名观察人士也意识到，要发挥好前海等平台的作用，必须要改变过去向中央要政策、要优惠的做法，而是通过顶层设计，构建一个对外开放的“舞台”，来促成新一轮的发展和改革。

    香港城市大学特约教授曾渊沧在对话中，提起有关深圳的一段往事。20多年前，当深圳股票交易所开门试营业的那一天，中央批文也还没有下来，当时的改革者却利用特区的“先行先试”特权，坚定的敲响了交易所的开业钟。

    “等批文，就是等审批。”曾渊沧表示，虽然有改革措施，但很多地方都陷入了一种“等政策”的悖论中。既然要获批政策，那还是改革吗？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另外一个流传很广的有关上海自贸区的细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初在上海调研时，曾反复追问上海市长杨雄，上海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杨雄则回答：“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