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建研发中心

    浮现中的“研发人口红利”与消失中的“劳动人口红利”在赛跑
    美国楼氏电子正在计划将一部分产能转移到菲律宾，同时增加在中国的研发投入。
    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经在大幅侵蚀制造业行业的利润。以纺织行业为代表的许多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正在离开中国，往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行转移。
    劳动年龄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2010年为最高，自2011年开始，这个比重开始缓慢下降。经济学家们普遍预计，中长期看，中国的劳动人口红利正逐渐趋于消失。
    对中国经济来说，应对这种大变局的不二法门，无疑正是研发带动产业升级。由于中国的科研人员工资仍然非常低廉，许多企业正在抓住这个机会，一个“研发人口红利”正在浮现。发达国家一些企业近年来正在陆续将研发环节转移到中国，许多中国本土企业对科研也越来越重视。
    浮现中的“研发人口红利”与消失中的“劳动人口红利”在赛跑，这个赛跑将勾勒出中国经济未来的运行轨迹。
    科研成本优势
    美国楼氏（KNOWLES）电子苏州工厂，在助听器生产线，数百名工作人员正在借助显微镜进行精密的声学器件制造，有菲律宾工人正在这里学习，准备将这些生产技术带回菲律宾的工厂。
    楼氏电子是世界声学设备巨头，该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与劳动力密集同时并存的行业。楼氏电子早在1996年就进入中国，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工厂。该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副总裁陆文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该公司正在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劳动力密集型的助听器生产线将转移至菲律宾，而中国区并不会裁员，一条先进的陶瓷电容器生产线将从英国转移过来，目前的中国工人将在培训后从事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陆文杰表示，他们正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在苏州相城区，一个规模巨大的新工厂已经在动工建设。而楼氏电子的一部分研发工作去年已经落子苏州。
    “中国的工程师有成本优势，对公司来说性价比更高。”楼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经理蒯军说，“美国一个工程师的工资水平，抵这边至少四个以上，但从工作技能上看两边的团队整体差距已经不大。我们这边30岁左右、硕士毕业三四年的，是研发工作的主力军。美国的主要优势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他们非常资深，但‘80后’、‘90后’这一代，我感觉中国员工不输给他们。”
    苏州海光芯创公司是一家自主创新研发高速光子集成芯片的企业，其产品为3G、4G通信领域的核心零部件之一。其创始人胡朝阳博士告诉本报记者，光电通信行业有很多华人精英，有很多已经回国创业，没回来的也在准备回来。
    生物制药行业的研发转移则更加显著。赛业生物科技公司技术副总裁欧阳应斌此前告诉本报记者，蓝田 ( Bruce Lahn) 教授2013年年内将关闭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逐步全身心转移到他们在中国开设的赛业生物公司。
    “中国的人力成本很低，所以像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只有在中国才能搞人海战术，”楚凯药业公司负责人刘胜军说，“美国的同类企业迅速萎缩，2006年之前在美国学有机化学毕业很好找工作，现在很难，工作岗位都转移到中国、印度了。”
    刘胜军说，开业第一年曾获得一个10万美元的订单，核算一下，需要8万美元成本。8万美元在美国只能雇一个人，在中国可以雇5个，成果显然不同。因此，许多美国1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产品，在这里1个月便能完成，工作人员愿意不辞辛苦加班加点，而美国的工作环境比较安逸，极少有人会加班。
    在医药领域，近些年来罗氏、阿斯利康、礼来、诺华、强生、GSK和辉瑞都陆续大手笔投入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甚至位于中国的研发中心已独立成为跨国企业辐射全球的研究基地。
    日本电子行业也将研发部门转移到海外，希望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商品和进一步降低成本，中国成为重要选择地之一，还因为中国技术人员人工费低，仅为日本的1/5~1/4，在当地设计并从当地企业采购零部件，可有效降低成本。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此前表示，优势巨大的市场潜力、丰富的人才资源、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是外资企业来华设立研发中心最为看重的。
    梅新育说：“中国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配套产业方面拥有优势，2010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目前中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毕业生人数世界最多，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比西方国家低很多。”
    政策助推
    中国的科技研发体系尽管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在理论认识层面，从上到下却早有一致共识。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及，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而各地政府在微观实践中，早已普遍出台各种科技研发扶持措施，同时展开了对科研人才和科研型企业家的激烈争夺。
    刘胜军对本报记者说，在美国，政府给医药研发服务外包企业的支持是资助10万美元的免息贷款，在中国，只要考核通过，往往便能得到直接现金支持、两年免房租、税收优惠、介绍风险投资等一系列服务，力度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医药研发行业来中国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苏州人事局相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截至2012年底，通过该局主办的以引进科技型创业人才为目的的“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活动落户的项目有844个，注册资本67亿元，引进、培养国家“千人计划”人才39人、“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32人、“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89人。
    近几年来，为鼓励科技企业创新，上海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涉及人才、财税、土地等各个领域，覆盖面从初创企业一直到小有成绩的小巨人企业。从今年起，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推出一项名为“创新政策服务惠万企”的活动，通过联合区县科委、园区、孵化器等各类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将政策直接送进科技园区、送进科技企业, 以便于他们知晓、区分、选择。
    西安高新区则将探索科技和金融结合发展作为核心工作之一，创新出多种工作模式，如设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以引导科技信贷业务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