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我们经历了什么

相对而言，2013年波澜不惊，但仍是不容忽视的一年，也是值得回顾的一年，挖掘和品味这些表层之下的潜流，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的趋势，确定我们应当采取的行动

　　“13”在西方文化中是个不太吉祥的数字，然而，当日历撕近底页之时，似乎可以这样总结：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走过了一个相对波澜不惊的2013年。除了少数热点地区外，世界上没有爆发严重的多国战争，而中国也平稳地完成了政治领导层的交接，应对了经济增速减缓下新的社会局面。

　　但平静的表面下也往往隐藏着不平静的潜流。2013年仍是不容忽视且值得回顾的一年，挖掘和品味这些表层之下的潜流，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的趋势，确定我们应当采取的行动。

　　“克强经济学”

　　中国的2013年是从3月开始的，之前的几个月是和2012年的告别。新一届政府在3月正式履职，施政思路和蓝图逐渐展开。政府与民间各自理解、各自表述、各自践行的“中国梦”在不容乐观的现实之中混杂、交织、演化。

　　“保8”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生死攸关的目标，不过这一“魔咒”被打破之后，结果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2012年GDP全年增长率仅为7.8%，比2011年下降1.4个百分点。在2013年到来时，政府和民众就已做好了经济增速降低时代到来的准备，认识到经济有必要在较低增速的轨道上重新适应和调整。

　　年中之时，预想中的风暴终于到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钱荒”袭击中国经济。从5月以来，金融市场的资金利率不断攀升。6月中旬，银行间拆借市场连续数日飙高，到20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隔夜品种飙升578个基点，达到13.44%。“钱荒”被视为流通领域的货币资金不足引发的危机，而这又直接令人联想到此前高层“用活存量、盘活增量”、“宁可牺牲速度，也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好”的表态。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看来，同业拆借利率骤升背后存在着众多原因，既涉及季节性流动资金需求，也涉及供应面的因素，尤其是打击虚报出口导致资本流入大幅下滑，以及银行流动资金囤积。

　　不过“钱荒”的引发原因也许还不是那么奇特，市场发现的最大的奇怪之处，是央行采取了隔岸观火、无动于衷的态度。过去一直对商业银行呵护有加的央行，在“钱荒”达到高潮的6月20日显得非常平静，不仅没有启动逆回购等工具，反而继续发行20亿元央票，于是彻底打碎了市场期待央行再次“放水”的幻想，无异于给恐慌情绪火上浇油。看到这一情况，几天之后，在回顾总结时，更多的经济学家愿意将“钱荒”解释为一场央行主动而为的压力测试，目的是打破商业银行在市场资金紧缺时依赖央行出手救助的心理预期，逼迫它们自我改革。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这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不再走依靠放大流动性来刺激经济的道路，这种政策，尤其是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投资方案一直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饮鸩止渴”。而李克强主政的新政府显示出应对金融风险的新态度，以严厉的资金约束来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方式，迫使他们去杠杆化。

　　本届政府这种新的经济施政方针颇为引人注目。在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的情况下，政府也不再愿意出台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了。李克强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就表示：“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现在民间投资还有很大的潜力。”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不仅是表表姿态，而且动了真格。在经济学家和市场深刻体味“钱荒”危机所反映的政府新思路之时，巴克莱资本公司适时地创造出了“克强经济学”这个新概念，并迅速得到国际媒体的积极传播。当然，就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就该词的最初命名者为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不过市场还是愿意用这个术语来概括执政者的新趋向，并称其将引领中国经济在转型关键期的“闯关”。“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被总结为不再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实行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来换取长期的益处—用英文的习惯表达说就是一种“严厉的爱”，用苦药来治病而不是用糖果来做安慰剂。甚至还有人把李克强与上世纪90年代主政的朱镕基做对比，称他们都希望通过短期里厉行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到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谨慎而稳健的基调延续到年终。不过更深入地说，遏制金融的杠杆化是一方面，但不推动全方位的金融改革，经济依然没有出路。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实现银行体系相对于各级政府的独立性，抑制各级政府滥用资金、重复建设的倾向，才能走出产能过剩与资金紧缺交织的乱象，也才能构建更有深度和精细度的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年末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金融改革设定了方向，有待落实。

　　内外危与机

　　不过，2013年全年经济还是大致保持了平稳增长势头，普遍认为这一顺境应该成为调整结构和深化经济改革的契机，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何对年内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因为当前的稳定增长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外部市场方面，去年是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一年，该年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然而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明显而强劲，尤其是美联储9月13日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延续货币宽松政策继续刺激经济复苏，同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也远不像去年那样岌岌可危，“欧猪国家”危机蔓延的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欧元区也暂无解体之虞。因这些海外利好消息，中国出口部门所依赖的海外市场基本可保风平浪静。

　　不过这也可能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平静，欧美经济只是暂时获得喘息之机却未完全驶离危险水域。在出口市场阵线暂时获得安宁的形势下，中国更快实现经济转型、使居民消费成为增长主要动力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像中国这样的地域与人口大国的长远发展，必须依赖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强劲的内生动力，转变过于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已是当务之急，而这方面的改革远未实现，最多只是舟至中流、不进则退。未来国民经济支出结构中投资仍将维持较高占比，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顽疾。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强调并被广为引用的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可以说仍然困扰着今天的执政者。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顽疾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4，今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不足以令人乐观。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固化政府投资驱动模式，同时加剧社会对立和动荡风险。2013年收入分配改革不时见于政府或专家的宣言之中，但这项改革究系何意、如何推进却模糊不清，因而有必要尽快形成共识。改革方向应是将政府收入所占比重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尤其是中低阶层的收入，唯有如此才能改善总需求结构，实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在区域经济平衡问题上，扩大政府收入中用于转移支付的比例，以平抑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日益拉大的差异，已势在必行。而以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方式使中国经济深陷对政府主导的依赖，同时造成政府规模尾大不掉，并因缺乏约束而设租寻租的腐败风险居高不下，这一路径依赖也必须改变了。

　　今年以来，税制改革方面的亮点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不断扩大，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这一改革有望降低企业总体税负。当然物流、交通运输等行业税负“不降反升”现象也应合理管控，中央推动税制转型的成本不应都推给企业来承担。不过税制改革的治本之策还在于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体制，转向像发达国家那样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否则应对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的间接税很容易被生产、销售者转嫁给消费者，将不利于提高居民消费和缩小收入差距。不过任何税制改革都不应以改革为名行增税之实，否则将在经济放缓形势下进一步压迫企业活力。今年备受关注的《预算法》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得到通过，仍在讨论之中，而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虽经三中全会提及，但还无更具体的方案，给地方政府设定新的主体税种的问题也未落实，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

　　而因为地方政府缺乏预算约束等原因导致的地方债隐忧，在今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在7月底，审计署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地方债审计首先要整治向来极不规范的地方债务融资平台，要求地方政府将地方债纳入预算管理，通过预算约束来防范风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债券上市前必须经过严格审计，上市后也要有机构对发行的债券所支持的地方建设项目财政状况提供具体意见。据报道全面的审计数据有望今年年底之前发布，这将有助于对地方债风险的系统性评价。

　　在今年，“城镇化”这个名词突然崛起而引发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但城镇化也引起了担忧：它是为新一轮的基础建设投资和“造城运动”造势还是要真正实现对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而后者直接涉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加快户籍改革”的部署后，12月初公安部等12个部门拟定《关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无疑，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一场“以人为本”的权利革命，重点在于取消身份差异和破解人口迁徙的后顾之忧，近期的目标应是实现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的有序市民化。显然，城镇化必须与户籍制度的改革齐头并进，没有人口的市民化和平等化，靠投资打造的城镇化，终将是一场易于破灭的虚假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