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11月9~12日召开，这次全会被公认为“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全会通过的《公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三中全会闭幕后，经济学家及各行各业专家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在中国，双重转型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那么，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仍同过去30多年一样，继续以体制转型来带动发展转型，即继续以改革促进发展，为发展开路。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30多年，但内生力量还不健全，主要还是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比如说，我国存在一种“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从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个单位都希望加速发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资、增加项目、增加信贷，这样，投资加大了，项目增多了，信贷扩张了，经济也就上去了，结果发生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发生后，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来压制，地方政府感到困难，财政收入下降，产值下降，企业不振，就业也减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启动外生力量调控，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快速增长。这表明内在的机制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内在力量。继续推进改革，就是要完善体制，让体制所具有的机制发生应有的作用，让外生力量的调控成为辅助性的。

　　然而现在，“社会阶层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即“职业世袭化”。比如说，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孙子以后还可能是农民工，这就是“社会阶层凝固化”和“职业世袭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要通过体制转型才能解决，宏观调控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升级版

　　历次的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改革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很相像，十四届三中全会50条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有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提出来，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决定里也包括了许许多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当然，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的市场经济比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的市场经济更上了一个台阶，提出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升级版的、更加成熟的、符合现代要求的市场经济，新的市场经济体系将会消除原有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缺陷。

　　当前市场经济体系有三个主要缺点：一是条块分割使市场碎片化；二是存在许多妨碍竞争的行政干预、垄断和行业保护行为；三是发展不平衡，比如商品市场发展程度好一些，而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很低。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总体设计和路线图。其中，经济改革中有两句话最重要，一是“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此次表述不但肯定了市场的地位，还进一步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回答了“中国的改革是走向市场化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这一争论已久的问题，显示出中央明确、坚定的态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四大突破口    

　　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金融改革更易于从全局和总量层面突破，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积累的经验也会对重点突破金融改革形成支持，而且金融改革的突破对于带动整个经济转型也会有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改革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下一步整个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之一。目前看来，新一轮经济改革对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二是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三是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四是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

　　从三中全会的部署看，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预期会从几个线索推进。一是深化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具体包括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等。二是金融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加快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三是以适应整个经济改革需要和经济转型要求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其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二是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其三是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其四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四是强化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金融监管。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未来一个时期内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到2020年，我们能不能实现改革与发展的预期目标并取得决定性成果，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此具有决定性意义。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质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破坏，使政府处于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

　　同时，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也抑制了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和公正的社会良性运行体系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消解了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了国家治理的难度。

　　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边境和海岛争端催生国安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一些研究机构的学者曾多次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曾经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应运而生。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改革正在向深层次进展，已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宏观性、能够指导全局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应运而生；其次，中国面临一个复杂的安全环境，不仅存在边境、海上及岛屿争端，同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对中国构成挑战；再次，一些大国对中国进行所谓“西化”甚至分化，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因此，现实呼唤也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催生剂”。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税收不再是任务，预算制度改革重点在三个方面

　　一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三个方面，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规模与政策。如果预算以平衡状态为重点，那么每年财政收入就必须完成预算安排，否则就会造成赤字扩大。这样一来，客观上容易带来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当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完成收入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会倾向于少收点，民间的钱越多，经济就会越热；当经济比较冷的时候，完成任务不容易，财税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就倾向于多收，民间的钱少了，经济就会更冷。因此，《决定》明确提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财政收支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在预算审批以支出为重点后，税收就不再是任务，而是预期，财政收入依法征收，该收多少就收多少，这是一项重大的机制变化。

　　二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年度预算审核重点由收支平衡转到支出政策上，收入预算从任务改为预期，预算确定的收支平衡状态在执行中有可能被打破。为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就要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弥补超预算赤字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的机制。三是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现在的预算公开更多的是财政收支情况的报账，简单公开账目。以后预算要更多强调公开支出政策，预算公开除了“报账”以外，要让大家更多知道是怎样一种支出政策，增强预算的透明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因地制宜推进户籍改革

　　推进户籍改革，要坚持自愿、分类、因地制宜，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不受到侵犯，不能通过改革让农民流离失所。

　　农民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其中就相当一大部分人来讲，主要就是进了城，但是落不了户，得不到相应的和城市居民相等的、同样的公共服务，包括市民的权利。所以政府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就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总的方向。

　　同时，农民工或者农业转移人口当中，有一些可能是愿意到城镇来落户的，还有一些本人不愿意到这儿来落户，因而要稳步地去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城和乡之间，还涉及区域和区域之间。另外，政府要保障或者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什么叫财产？就是地、房子，这是最主要的。但是改革要守住底线，要按照问题导向的原则来进行，要根据不同的地来实行不同的改革，也就是说，人主要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地要分成不同的类别，逐步、有序地推进，既要有利于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满足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对地的强烈需求，同时也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不受到侵犯，基本生活权之一就是要有房住，不能通过改革让农民流离失所，那不是改革的目的。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
　　按照《决定》关于“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和“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新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我们不仅要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教育体系的自身完善，而且要与党的各项事业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协同攻关，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是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线，以改进政府教育管理方式、激发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