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世界工厂”的艰难转型

    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2007年，《纽约时报》这样介绍东莞：“这个城市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但正是它的1000万人口在填充你的衣柜。别的不提，在美国销售的运动鞋中，有40%来自东莞。”
    但现在，东莞正在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近年来，受原材料、劳动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东莞企业经营成本不断飙升，订单减少而售价基本不变，导致企业利润不断下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东莞厚街采访时了解到，有着超过25年历史的永盛鞋厂，2012年的订单只有去年的1/3，利润降落近三成。
    东莞市台商会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东莞广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翟所领对本报记者说，企业目前经营非常不容易，订单太少，利润不多。
    东莞市台商会投资企业协会总会秘书长赵维南曾对本报记者说，近年来，一些台企正逐渐减少在东莞的投资范围，陆续向西南和越南、柬埔寨等市场搬迁。他说，尽管企业很不愿意搬迁，但就像之前的台湾企业一样，不出去就意味着等死。
    专栏作家纪思道也对东莞模式感到困惑。他说，东莞这种依靠低成本取胜的制造业模式，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曾经尝试过，但是现在，这些企业都转移了，那么，“东莞会不会步它们的后尘呢？”
    转型
    “近年来，东莞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经受了转型升级的阵痛。”去年，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曾公开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莞市政府希望通过世界莞商大会来凝聚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莞商的力量，试图为东莞的转型升级寻找一些新的助推器。
    过去10年，加工贸易始终是推动东莞GDP增长的主动力：工业总产值中近八成由加工贸易企业创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四成以上来自加工贸易净出口。低迷的国际市场也在不断地削弱这股力量，去年上半年东莞以GDP 2.5%的增幅垫底广东全省。
    在东莞市决策层看来，解决东莞目前所遇到的困境，需找新的竞争力，主要办法是：一是减轻村集体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负担，确保更多收入用来清偿债务；二是推动土地集约开发、物业形态的高级化，比如高科技园区、承接大项目等，以提高租金收入。
    东莞市农业局相关人士今年年初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东莞全市农村集体经济是典型的以物业投资租赁为主的经济。东莞将继续发挥物业经济成本低、收入稳定的优势，逐步推动低层次物业出租向高级物业出租转变，通过改造升级，提高其发展档次，发展更高级的物业。
    放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对本报记者表示，东莞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顶层设计开始，要着手形成东莞整体格局的变化，尤其是既要引进大项目来稳住经济，也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要让加工制造业尽快实现升级转型；二是从底层设计开始，要盘活村级经济，让村能够成为东莞经济最重要的细胞和支持力量，土地是困扰东莞发展最关键的要素。
    林江进一步指出，东莞必须要说服村民让出土地，将其纳入国有土地范围，市、镇两级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村民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同意把土地释放出来，而村民也参与到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去，这样就需要东莞引进大量的人才。
    另一方面，林江认为，东莞应该积极放权，让镇政府真正拥有经济资源的规划权，让镇、村的经济能够真正融合起来，做到经济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结合。
    东莞由32个镇街以及旗下数百个村庄组成，和许多人给出的说法一样，林江说，在东莞，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中心区，他的意思是——东莞不是一个，而是有32个镇街的分身。
    东莞当地一位观察人士对本报记者回忆称，2009年，厚街一位声称坚持每天要“跑”2个企业的官员一次到基层，他指着对面的企业问旁边的消防员：这是什么企业？没想到对方却问道，那个又是什么企业？东莞的工厂如此之多、生成之快，以至于没有人知道其类型。
    也是通过上述视察，这位官员感叹道，即使自己每天坚持跑2家企业，一年365天连续跑下来，最多也只能跑730家，而厚街镇目前就有大约6500家企业。最后他说，政府应该放权，而不是管得更多，因为管也管不过来。
    类似的话，数十年前也出现过。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之前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要学习你们美国的办法，（把责任和财力）分到50个州去。中央不能包办。要有地方积极性。（把手一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东莞已经意识到放权的重要性。2012年，在东莞举行的“社会建设大家谈”第二期论坛上，东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很多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不放权只会累了自己，事情做不好，社会组织也没有生存空间。”
    而在2007年旧地重游之后，纪思道表示，有机会，他一定再来一次，看一看东莞以后的变化。而到那时候，东莞又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