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顺序至关重要 微观机制改革要先行
中外资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献策三中全会改革——改革顺序至关重要 微观机制改革要先行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 多位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就三中全会具体改革实施的步骤给出建议,包括市场关注的财政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和房地产市场等重要议题。有专家指出,改革顺序十分重要,应分类进行,逐步推进。
改革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三中全会60条措施中长期而言,对未来5至10年的经济增长构成实质性利好。他认为,未来改革先后顺序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首先从短期的经济影响来看,简政放权等政策先行会对短期和中长期的投资效率产生较大影响;而相对中性的价格调整措施,如资源性产品定价、金融产品定价、利率自由化、汇率政策改革有望在中长期实现;产能过剩和杠杆过高,控制去杠杆和去产能的步伐则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次,从决策层共识程度来看,对于共识度很高的政策在近几年会推进得较快,如金融改革会在2014年领先推出、财税改革思路明确,也会积极推行;土地改革短期之内可操作性不高。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指出,决定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高长期的增长速度,而是降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改革顺序尤其重要。她认为,微观机制改革要先行,包括国企制度改革、地方预算制度以及银行自主决定风险,尤其要防止金融改革带来的风险,从美日的经验来看,在金融改革过后都会出现杠杆率上升的情况,信贷总闸没有控制好,在利率市场化后的3到5年内都出现了一定问题,应该控制好宏观信贷的流动性和闸门。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改革的顺序决定改革的成败,改革一定要容忍低增长和波动的可能性,明年的改革细节很重要,尤其财政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如能落实,则会大大增加投资信心。
金融改革应配套进行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利率市场化将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和市场利率高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存款利率作为基准的重要性大幅降低,市场多向理财产品利率看齐。至于三中全会所倡导的结构改革,对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能发挥较大作用。
瑞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表示,利率市场化以后会导致利率上升的情况出现,作为贷款方的大型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对于利率并不是特别敏感,如果金融改革速度推进很快,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以及财政的改革不能跟进,可能会造成利率的扭曲,并拖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因此改革应协调进行。
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崔历指出,利率市场化必定会涉及到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改革力度过大会涉及到存量的问题,不改则会对未来的流量产生影响,处理好存量和流量的关系十分重要,改革要着眼于让流量更健康、结构更平衡。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允许民间资本走出去
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如果明年央行维持现有货币政策,中国的房价可能上升20%~30%。国内利率高企和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海外资本流向中国房地产市场,唯有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允许民间资本走出去,才能使得资本双向流动,汇率有效联动才能使得货币政策回到有效性和独立性。
沈明高指出,房地产最近呈现出新的特点,价格上升但是成交量却下行,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会影响到房地产成交量和房地产投资。他认为,推进房产税的立法则会直接影响到房屋成交量。
朱海斌认为,过去压抑房地产市场需求已经到达极致,作用较小。即使是强调供给,但恐怕难以持续。供给方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保障房,从2010年到目前已经建成的保障房有1760万套,但分配措施迟迟无法明确,应建立中央到地方的问责制度;其次,长期房产税在短期难以大规模的推行,未来应有明确时间表;最后涉及到土地改革,尤其是农村和小产权房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有很大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 多位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就三中全会具体改革实施的步骤给出建议,包括市场关注的财政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和房地产市场等重要议题。有专家指出,改革顺序十分重要,应分类进行,逐步推进。
改革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三中全会60条措施中长期而言,对未来5至10年的经济增长构成实质性利好。他认为,未来改革先后顺序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首先从短期的经济影响来看,简政放权等政策先行会对短期和中长期的投资效率产生较大影响;而相对中性的价格调整措施,如资源性产品定价、金融产品定价、利率自由化、汇率政策改革有望在中长期实现;产能过剩和杠杆过高,控制去杠杆和去产能的步伐则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次,从决策层共识程度来看,对于共识度很高的政策在近几年会推进得较快,如金融改革会在2014年领先推出、财税改革思路明确,也会积极推行;土地改革短期之内可操作性不高。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指出,决定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高长期的增长速度,而是降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改革顺序尤其重要。她认为,微观机制改革要先行,包括国企制度改革、地方预算制度以及银行自主决定风险,尤其要防止金融改革带来的风险,从美日的经验来看,在金融改革过后都会出现杠杆率上升的情况,信贷总闸没有控制好,在利率市场化后的3到5年内都出现了一定问题,应该控制好宏观信贷的流动性和闸门。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改革的顺序决定改革的成败,改革一定要容忍低增长和波动的可能性,明年的改革细节很重要,尤其财政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如能落实,则会大大增加投资信心。
金融改革应配套进行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利率市场化将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和市场利率高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存款利率作为基准的重要性大幅降低,市场多向理财产品利率看齐。至于三中全会所倡导的结构改革,对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能发挥较大作用。
瑞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表示,利率市场化以后会导致利率上升的情况出现,作为贷款方的大型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对于利率并不是特别敏感,如果金融改革速度推进很快,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以及财政的改革不能跟进,可能会造成利率的扭曲,并拖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因此改革应协调进行。
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崔历指出,利率市场化必定会涉及到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改革力度过大会涉及到存量的问题,不改则会对未来的流量产生影响,处理好存量和流量的关系十分重要,改革要着眼于让流量更健康、结构更平衡。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允许民间资本走出去
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如果明年央行维持现有货币政策,中国的房价可能上升20%~30%。国内利率高企和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海外资本流向中国房地产市场,唯有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允许民间资本走出去,才能使得资本双向流动,汇率有效联动才能使得货币政策回到有效性和独立性。
沈明高指出,房地产最近呈现出新的特点,价格上升但是成交量却下行,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会影响到房地产成交量和房地产投资。他认为,推进房产税的立法则会直接影响到房屋成交量。
朱海斌认为,过去压抑房地产市场需求已经到达极致,作用较小。即使是强调供给,但恐怕难以持续。供给方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保障房,从2010年到目前已经建成的保障房有1760万套,但分配措施迟迟无法明确,应建立中央到地方的问责制度;其次,长期房产税在短期难以大规模的推行,未来应有明确时间表;最后涉及到土地改革,尤其是农村和小产权房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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