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湖北社科院院长宋亚平改革需要执行力

本报记者 周慧 武汉报道

    宋亚平，现任湖北社科院院长。作为当年的咸安改革的风云人物，近些年一直沉寂，主要就是搞调研、做学问、偶尔到各地讲课。

    宋亚平指出，推动改革，中央拿出方案蓝图，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很重要，并需要《亮剑》中“李云龙”式敢做、能做的官员。而鼓励改革，必须改变干部考核机制。

    改革会触动利益集团

    《21世纪》：你离开咸安已经十年，近几年主要在忙些什么？似乎沉寂了。

    宋亚平：三中全会《决定》一出来，又有很多要采访，要解读的，我都推给了其他老师。你们要采访，我都给你们介绍了。最近几天都很忙，连续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宣讲团，下去给地、市、州讲课。

    《21世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系列改革方案，从顶层设计上，提出了60条改革方案。作为十年前的地方改革实践者，有哪些体会？

    宋亚平：这个方案是肯定了我的改革方向，比如以钱养事，精简机构等，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年来，咸安还一直在坚持，不容易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天我们以倒叙的视角，再来看咸安改革，会很有意思。

    《决定》整个改革方案60条，涉及面很广，任何一点都能写一本书。我们可以观察地方党委政府的落实，从各级干部怎么落实和贯彻的角度，从执行力的角度，来观察咸安改革，也可以来看接下来的改革。

    《21世纪》：如何看待改革时机

    宋亚平：所有的改革，都是国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整个社会难以前进时，才需要改革，自然会触动利益集团。

    再谈咸安改革

    《21世纪》：“咸安模式”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宋亚平：咸安模式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是所具有的普适性原则，绝不是某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措施与办法，而是一种实事求是、不等不靠、只争朝夕、克难奋进的“改革精神”。

    改革创新属于一种没有现行经验可借鉴的风险活动，可能引发的变数太多，结局经常在意料之外。

    《21世纪》：改革的成败因素主要有哪些？

    宋亚平：根据我在咸安的体会，改革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层面上的组织能力与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方式方法。

    其一，你推行的改革决不是你自己头脑发热时随心所欲、想当然的主观产物。

    其二，你的改革创新必须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方针、路线、政策。同时，还需因地制宜，考虑到干部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是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群众的理解和上级支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政治保证。

    其三，改革的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和操作方案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其四，改革的根本动机、追求的目标与最终的结果必须并且能够使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得到实惠。

    其五，推行改革的领导干部个人品质必须廉洁，自己的“屁股”干净。

    鼓励改革要改革考核机制

    《21世纪》：既然改革阻力这么大，你为什么要在咸安力推改革？

    宋亚平：改革需要触动利益阶层，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七站八所养活那么多人，七大姑八大姨的，撤并后向市场购买服务，他们就没饭碗了。大家不是说反对你，这个事儿很复杂。

    《21世纪》：《决定》中提到，改变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等多方面。这对地方干部考核机制或有改变，也算是降低地方改革成本？

    宋亚平：要完成改革，要从制度改革层面出发，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制造一大批李云龙。整个社会充满改革的活力，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只有这样在2020年，改革才能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