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如何开篇布局？

 文/金心异

    所谓“政声人去后”。2011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的成立“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的重大决策，其价值要在他离开广东之后，才更清晰的浮现出来。

    “十七大”后，国内推动社会建设最为积极的省市，也正是京、沪、粤、浙、苏等几个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北京市于2009年在市委系统设立了市“社工委”，同时在市府系统设立了“社会建设办公室”（社建办），二者合署办公；上海市则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市委社会工作党委（原来主要是抓新领域党建），又成立了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广东设立统筹性的社会建设推动机构，可能在时间上虽晚于京沪，但力度之大，却是令人眼前一亮的。2011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十届九次全会，专门研究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及其七个配套文件（俗称“1+7文件”），决定在省市县三级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

    2012年，三级社工委在广东21个地市全面设立。在顺德、南海等部分区县，甚至在镇街一级也设立了社工委。也有特殊情形，例如珠海市，由于之前已在市委设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部（与政法委合署办公），就没有再专设“社工委”机构。

    广东定义“社工委”既是党委，又是政府工作部门，原因是社会建设牵涉到党、政等数十个部门，必须具有强大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才能有力推动。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省社工委主任，各地市基本上也都照此办理，但也有部分区县（如深圳市福田区、盐田区）设一名区委常委专任社工委主任（无其它兼职），以示对社会建设的超常规重视。

    朱明国曾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广东省纪委书记，对社会建设有着十分到位的理解，他思想解放，同时又具有南方干部（他是海南人）的务实风格，2012年引起全球关注的乌坎事件中，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他率工作组进入乌坎“围城”之中，与群众对话，理性平和地处理了乌坎事件，达到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双赢的好结果，也令朱明国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时任省委书记汪洋的信任和支持下，朱明国主导的省社工委开局令人耳目一新。笔者曾多次在会议场合听他现场脱稿讲话，既简单扼要又风趣、实在。比如他在大会上要求各县区解决社工委的工作用车问题，“你实在困难解决不了，搞一辆摩托车也成啊！”

    除了朱明国兼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时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时任副省长刘昆等任副主任外，设了3名专职副主任（1正厅级，2副厅级）；各地市也依此类推，设2-3名专职副主任，深圳市则高配了一名正厅级专职副主任（深圳市领导副职为正厅级）。

    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被省委拔擢为省社工委正厅级专职副主任。由于深圳干部在惯例上很少供应省委府，这样的任命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大关注。

    2011、2012年两年可以说是社工委的生猛时期，连续两年的《广东省社会建设蓝皮书》罗列了诸多的工作成绩，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会择要描述。

    但是由于是在十八大之前成立的机构，它所受到与十八大相关的人事变动的影响也是难免的。首先两年之内省社工委的几位兼职副主任就全都换了，梁伟发、徐少华、刘昆不再担任，换成了林木声、邓海光。2013年省“两会”上，朱明国又出任了省政协主席。

    省委出于多方面考虑，朱明国作为省政协主席留任省委副书记、省社工委主任，时间长达9个月，直到11月19日，才由马兴瑞取代他的省委副书记之职，也是近年国内十分不常见的特例。当然，马副书记代替朱明国兼任社工委主任，应该也是迟早的事。马兴瑞长期在央企工作，他对社会建设会有怎样的理解？他主掌下的社工委将会呈现出何样的风格？这一切都仍是未定之数。

    无论如何，在本文的末尾，笔者都愿意以个人名义，向即将辞任省社工委主任的朱明国致敬，他所做的，都将会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