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如一棋局

　　一

　　中国近代化如一棋局，由曾国藩布局，李鸿章来收官子。近代化的许多事业，往往都从曾国藩开头，李鸿章完成。这很有点像时下的招商引资，曾氏用“文化搭台”，李鸿章以“经济唱戏”，只是晚清的重心，尚未转移。

　　晚清的重心是什么？并非所谓“经济建设”，而是清王朝的安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没有了安全感，不仅对列强惶惶不安，对带来“同治中兴”的湘军，其实是更加不放心。

　　背靠这样的朝廷，新兴的湘淮军人只能抓紧枪杆子以安身立命。

　　1896年，李鸿章游欧美，到了德国，对威廉二世皇帝说，想见俾斯麦。那时，俾氏因持异议已退休在家。李鸿章一来，就问俾氏：我这次很高兴来这里，有一个问题请教。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变革？俾氏答：我不能断言。李又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氏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请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李问：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影响呢，那我怎么办？俾氏说：军队决定一切，只要有军队就行，兵不在多，哪怕只有五万人，但要精。李说：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德国优秀的军队。即使今后我不在任上，我仍将会在能力范围内以阁下的建议施加影响。俾氏说：关键不在于把军队分布到全国各地，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支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调动，使他们很快地从一地到另一地。李叹曰：从我目前遇到的阻力来看，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李鸿章政治的得失，一如俾氏所言，其得，在于拥有军队，能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失，在于难以调动自如，北洋水师覆没，就因为他的军队调动总比日军慢几拍。慢的原因，就朝廷方面而言，既要靠他的军队立国防以对外，又怕他以国权的名义来要挟王权，想借战争“去李鸿章”，又怕战败后伤及国防。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跟中法战争那样，既有战胜之名，又有削藩之实。朝廷如此拿捏，如何能有决策？此外，物质方面，没有铁路，还谈什么调兵自如？军队难以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进入战场，这仗还怎么打？

　　蒋百里先生在《国防论》中提到了调兵自如的范例，他说：“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仑看不起轮船，毛奇却牢牢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这位毛奇将军，便是俾氏的搭档，俾氏定国策，毛奇上战场，有皇帝作后盾，故能调兵自如，用兵自主。

　　办军校，练新军，李鸿章请德国人当教官，就连建海军，也要买德国军舰。北洋水师大部分战舰和绝大部分主力战舰，都从德国购买。本来，北洋水师军官都是英国培养的，对英舰更熟悉。可他为什么还要买德国军舰呢？就因为英国人出尔反尔，只卖蚊子船不卖铁甲舰给中国，而马尾海战表明，用英国蚊子船组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几乎不堪一击。再说，他对俾斯麦的认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鸿章拜谒俾氏，是在甲午战败第二年，他从德国购买的那些战舰，已如灰飞烟灭，他本人也被朝廷“去李鸿章化”，才有“无能为力”之叹。可他的本钱——湘淮军系还在，他还有军校和兵工业，还有旧部，朝廷想用荣禄练北洋新军取代他，可荣禄最终还得在他设计的舞台上跳舞，在他打下的基础上建筑，俾氏劝他还要抓军队，但不要反朝廷，真是说穿了他心思，说透了晚清政局。对于俾氏之言，他内感莫名，自谓：仰慕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终得拜谒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二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可朝廷偏要战。清流言战，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要他好看。

　　清流，也许是朝廷忠臣，却未知国家根本，不知救亡有双重使命，既要在列强环伺中求生存，还要为汉人争国权，所以，要留住汉族兵血，造就汉家“军事-工业复合体”。把“军事-工业复合体”搁在官僚体制里，怎么看都不宜。这工业文明的尤物，同朝廷相逆，朝廷依靠它时，如有芒刺在背。

　　李鸿章身上，就有这样的芒刺，他在官僚体制里，有意无意的扩张工业文明的芒刺，向朝廷喋喋不休地展示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牙齿，成了朝廷肉中刺。

　　除了他部下，朝廷上下都想“去李鸿章化”。可撼山易，撼李难，只因有他，多少还能代表国权。清廷无国防，只有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看上去还有点国防模样，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要船有船，要炮有炮，要工业有工业，要军校有军校，要外交有外交，要外贸有外贸……李鸿章对于近代化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形成了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一体化模式。

　　李一脚踩在上海，踏着中国财政的发动机；一脚踩在天津，立足于朝廷门户，故其“军事-工业复合体”似椭圆，一圆心在上海，另一圆心在天津，以天津为大本营，上海为根据地。

　　那时没有直辖市，李一杆子插过来，插到海关和海防，把上海分成条块，条条归直隶，搞首长负责制，块块归两江，由两江督抚治理。形成如此格局，是曾国藩为接班人留的余地，李鸿章北上直隶去接老师的班，曾氏重返两江主持东南半壁，那时便已然成局，此后如汉家“萧规曹随”，只能如此。

　　“刺马”案以后，湘淮军系划分东南半壁，湘据金陵，淮处上海，朝廷似乎默认。曾、李在体制的边缘打擦边球，还时常奏效，其实并不是手法有多么高明，而是体制失效，晚清已濒临解体。

　　曾氏死后，东南半壁已然兵为将有，枪杆子里面出亚政权了。不管曾国藩生前以怎样矛盾的心情预感且预防这一局面的出现，作为始作俑者的他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趋势实现而无法改变。他的继承者们顺应了趋势却难以理解他的心情，更忘了他作《讨粤匪檄》时以救文化中国的立场，有人将他的立场，说成“明修栈道”——救中国，“暗渡陈仓”——救清朝，这样一说，就将他说小了。

　　曾氏认为，当此“三千年巨变”之际，朝廷应当常怀“救中国”之心，能救中国，便能自救。所以，他在《讨粤匪檄》里没有号召“勤王”，而是要朝廷率领天下“救中国”。他多么希望他的“国朝”，在国权和王权之间，能存“民贵君轻”之念，先国权而后王权，不管朝廷怎么想，反正他就那么做，那么自立了。他办“刺马”一案，斩钉截铁，一举了断，就是基于国权，而非顺从王权。

　　他多么希望湘军能非绿营化，可朝廷就是没有这个体制。绿营兵对内，是王朝卫军，内重外轻，难以立国防，而湘军已对外，转化为“国防军”。当时，海防、塞防，都是湘军国防；楚军、淮军，都出自老湘军。如果“刺马”案使湘军解体，国防不立，国权从何谈起？

　　因此，我们说湘军的枪杆子里面，已萌芽了国权意识，这是曾国藩的心法，只有赵烈文知道，李鸿章未必懂得。由此出发，才能理解曾国藩为何不在帝王学里进取，为何不坐拥东南半壁取中原而改朝换代。原来，曾氏有了新的国家观念，已非传统帝王学里的忠臣义士，有人说“刺马背后有大人物”即指曾氏。但他决非割据一方或为禅让像曹操那样的盖世英雄或乱臣贼子，他只想在国权与王权之间保持平衡。

　　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前，也像他的老师一样，在王权与国权之间游弋，不同是，当二者不可兼得且须选择其一时，他老师怎么也不会放弃国权，而他却难免乡愿。本来，他一手建国防，立国权，可一旦王权需要，他就立马转向，不惜卖国权以救王权，因此忍辱负重，还背上“卖国”的骂名。

　　他老师从不参与朝廷“同治”的格局，而他却不然，走王室路线，走太后路线，要登堂入室，参与“同治”。晚清，有一时期，号称“同光中兴”，有过一个“同治”的局面，那是两宫太后同治，叔嫂同治，母子同治，还有满汉同治。随着东宫去世，儿皇同治帝死去，就剩了慈禧与恭亲王叔嫂同治了，慈禧想独裁，便来拉李鸿章入局，起个话头将恭亲王排挤出去，老师没去做的满汉同治，李鸿章来做了。

　　可接踵而来的，就是“去李鸿章化”。朝廷原以为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覆没，“去李鸿章化”应如水到渠成，没想到朝廷反而更加离不开他。签《马关条约》离不开他，“三国干涉还辽”离不开他。为何离不开他？因各国政府都认同他，将国权与王权分开了，以他为首相，当作国权的代表。

　　他在上海发家，便以上海为家底，既在上海做官，还在上海做局，做了两个局，一是江南制造局，开创了“军事-工业复合体”模式，一是轮船招商局，把上海和天津连成一体。朝廷“去李鸿章化”，可以“去”了他的官，却“去”不了他做的局，即使清流们万唾如矢，一齐射向他，也改变不了已经形成的大局——近代化的国防和国民经济。再说，“去李鸿章化”谈何容易？没有李鸿章，“马关条约”谁来签字？“三国干涉还辽”谁来主持？经此一役，朝廷始知“去李鸿章化”徒劳无益。

　　更何况，湘军拥有两江，淮军占了直隶，都听他号召。曾氏以后，李鸿章接班，湘军以他为领袖，进退瞻其马首。所以朝廷任命江督，还要湘军认可，还要他首肯。汤殿三《国朝遗事纪文》就提到，江督一缺，“刺马案”后，成了湘军专利，不如此则恐生他变。又说，湘人杨金龙，提督江南十余年，总督不能节制，朝廷不敢动他，是因为湘军虽已被裁，但余众散于民间，形成哥老会，伏于周边，召之即来。刺杀马新贻的刺客张汶祥正是此辈，而杨为其魁首。对此，汤氏叹曰：“金陵遂俨然湘人汤沐邑矣”！“汤沐邑”，堪称“亚政权”。

　　李鸿章在上海做了两个局，没做够，在天津接着做，做了两所军校，一所是北洋水师学堂，英国式的，培养海军；一所是北洋武备学堂，德国式的，训练陆军。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这两所军校，居然成了民国诞生的摇篮，从水师学堂里，走出了一位开启民国的总统黎元洪，从武备学堂里，也产生了一连串民国政府的军政要人，从总统、总理到将军……看来，我们常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不全，还要加上军校才全面，不仅这两所军校出了北洋政权，黄埔军校，不也出了南京政权？

　　办军校，出自曾国藩兵营讲学以培养子弟兵的做法，毛泽东说“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其来路，也是从“吾独服曾文正公”来。曾氏开了头，李鸿章和袁世凯接着，一直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如此。不过，曾氏兵营讲学还是私学性质，那一套做法，还是把书院办在兵营里。而李鸿章，则把书院从兵营里拿出来，对它进行学校化的改造，可惜他不像后来的蒋委员长，没弄个校长来当当。还是老蒋深谙曾氏，他宁辞总统也要当校长，有了校长名义，学生就是子弟兵。

　　总之，枪杆子能出亚政权，还要用笔杆子，把军队办成军校，才能出政权。就像烧开水，烧了99度，都是枪杆子的事，可水还没开，就差那么1度了，这时，笔杆子来参与，加上那1度，水就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