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改革任务主要基于“三个转向”

    每经记者 谢振宇 发自成都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力度之大令人振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新一轮改革明确了方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论述。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
    田国强认为，“改革必定是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转型。”他还表示，中国目前的改革任务主要基于“三个转向”的基本内涵要求，即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
    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改革的全面路线图，但这之中，政府、市场的边界如何来界定？此次国企改革的强度如何？国企改革未来可以朝着哪些方向和领域进行？针对这些问题，11月16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田国强。
    中国改革应往“三个转向”去
    11月16日上午，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会议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拉开新一轮改革大幕，改革成为了与会专家的主要热议话题。
    会上，田国强发表了以“中国改革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为题的主旨演讲。
    对于 “中国改革从何处来”，他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4次经济大变革，并指出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走上了迈向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之路。
    而关于 “改革往何处去”，田国强根据三中全会内容，提出了“中国现在的变革就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的观点。
    《决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后首度针对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提出全面性的改革路线图，并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
    此次改革为何是全面性的？田国强认为，因为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场社会变革，所谓社会变革必定是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转型。“如果只是一方面改革是不成功的，应该是全方位改革”。
    在他看来，其中文化改革很重要。“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
    另外，政府职能转变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市场有没有效关键取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
    为何要强调政府和市场职能的界定？田国强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双方的界定需要有效界定，政府本不应该有的权利过多，就导致控制资源或挤压民营企业。但是政府本应该肩负起来的，维护或服务的地方太少，就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在经济学里面，这个有一系列的边界条件。”田国强说，市场经济能否搞好，从根本上看就是有没有合理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竞争产生效应 促企业积极创新
    田国强认为，目前，中国还处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总体上，这应该是一个国有经济逐步将主导地位让位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过程。因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内，民营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是发展的主驱动。”田国强指出。
    因此，需要针对一些垄断领域进行改革，让竞争产生更大效应。《决定》就提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而市场竞争，将能发挥更大经济效应。田国强认为，市场定价的问题，未来需要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在改革的时候，由于市场会出现失灵，此时，国企涨价就会伤害到社会的福利。因此，定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看过往这些领域虽然能赚钱，但赚钱并不意味着效率。”田国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一旦引入更多竞争，往往能发挥更大效应。“竞争产生效应，为了赚钱，企业必须开发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创新。”
    田国强还认为，非公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近80%。而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出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为36.1%。今年初，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则公开表示，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GDP所占的比重超过60%，就业贡献超过80%。
    但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田国强也对此表示了认可。他指出，改革往往是渐进式的，因此不能大规模民营化，只能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国企改革可引入更多职业经理人
    如今，关于新一轮 “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已经出炉。
    《决定》以超过千字的篇幅定调未来国企的改革方向，并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政企分开等，“淡马锡模式”浮出水面。
    《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内容、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占比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超出此前市场的预期，并引来业界的热烈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近日公开表示，国有资本监管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有利于从整体上发挥国有资本的重要战略性作用。
    也有专家认为，对于国企改革似乎强调得还不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巫和懋就在第十三届经济学家年会期间表示，《决定》对国企改革的阐述，是较为积极的。但《决定》是纲领性文件，有一些没有提到的方面，因为这部分以后还是会遇到问题，总需要解决。他还解释，“没有提到的方面”就是国企的彻底改革和退出（某些领域）。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今，第二轮国企改革势在必行，重点成为国有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华安证券研报指出，“这表明我国国企改革思路应当是主要借鉴了新加坡淡马锡的控股模式。”
    据了解，“淡马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政府控制，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会；二是政府部门对公司的影响仅体现在董事会人事任免权，而完全不干涉淡马锡投资运营，更不干涉淡马锡控股下属公司的任何事务；三是通过产权投资、下设子公司等方式对控股的公司实现宝塔式层层控制；四是下属公司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营，自负盈亏。
    此外，田国强还向记者表示，引入更多职业经理人，以及针对国企管理层制定更多的激励机制，都应是国企改革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