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再破题

　　改革到了这个阶段，是继续深化干部人事改革的时候了。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董事会可能要统筹大局，但是在经营层就完全可以向社会开放，吸引专业人员的广泛参与

　　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外界改革预期强烈的会议召开，国企领域的改革也被寄予厚望。

　　混合所有制其实是一个老问题的新长征。在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等重要报告中，以及国资、央企领域的多次会议上，均有提及。

　　国企中引入非国有股份，垄断行业引入民资，是其主要体现。因为涉及产权派生出的权力归属问题，长期而言都是一个颇为敏感的改革领域。

　　而在新一轮的改革即将铺开、国企改革可能再起烽烟时，“混合所有制”这个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可能会成为核心命题之一。

　　关键是动天花板

　　“作为一项牵涉根本体制的改革，中央要下改革的决心。”周放生说，产权问题改革的条件逐渐具备，“时机差不多到了”。周是国企改革研究专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此前曾在国资委任职。

　　中国企业联合会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所作的《深化国有企业的若干建议》专题研究曾提出，股权多元化公司比国有独资企业绩效好得多，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但国有资本比重过大甚至是“一股独大”，有些企业虽改为股份公司并已上市，但“形似而神不似”。

　　上世纪末，鉴于国企困境，朱镕基主政的国务院推动了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而近些年，以混合所有制为代表的国企领域各项改革，不如10多年前那轮改革那般“显山露水”，这其中有着国企发展较好的客观原因。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国企领域监管者对记者说，近些年提改革确实提得少了，因为这些年央企的业绩如果画一个柱状图来看，形势还是非常好的，“好的时候确实大家不会去想改革”。

　　周放生认为，现为经济下行时期，国企改革的压力再度凸显。

　　国企领域的劳动、人事、分配这三项制度改革提出10多年，但进展并不顺利。上述监管者提到，比如，改革曾提出砸掉铁饭碗，而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企业就“不敢砸掉了”。

　　从央企中的公司组织形式来看，根据官方部门的统计，股份制企业占到总数的56%。而上市公司在央企中的比例，则形成了一个“6677”的状态，即占到全部企业的60%的总资产，60%的收入，70%的权益和70%的利润。要从央企及其附属公司总户数来讲，也就是俗称的“子子孙孙”的公司加在一起，也能达到60%以上。

　　“股权多元化公司的比例其实并不是很低，为什么外界感觉还很低呢？”这位监管者认为，主要还在于母公司层面没有实现更多的股权多元化的实质性突破。

　　现在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中，已有联通、商飞、南方电网等8个投资主体多元的公司。但周放生说，这8家其实还不能完全算真正的混合所有制，因为大都是国有内部的股份互相参股。

　　“关键问题是天花板动不动。”周放生所说的“天花板”，正是指国企的母公司，如果母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动，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

　　但是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涉及一系列深层次体制问题，其中一个要害便是下一步国资委的监管定位。上述监管者说，这也许直接意味着国资委行权履职发生变化。

　　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咨询总经理祝波善说，国资委成立10年来，做了很多积极性的监管工作，现在来看，相关各界可以探讨下国资委监管职能的转变问题，最早国资委的目标是实现国资的保值增值，现在应该更加转向国资出资人的角色。

　　领导者任命问题棘手

　　“想要改，并不难。”周放生说，他认为，如想推动这项改革，关键问题在于决心，国企三年脱困时期的改革阻力和难题比现在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少。

　　前述监管者透露，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肯定将是更大程度上的市场化改革。比如有更多的激励机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尝试员工持股等长期激励方式，具体的形式如业绩股票、股票期权、岗位分红，等等。

　　周放生认为，有了决心后就可以提出具体的办法，比如出台一个文件，规定国有股份所占比例，确定一个目标，就有了可操作性。

　　引入民营资本其实也有好例子，比如国药集团和复星医药的股权合作、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实行的股权多元化试验。“但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案例的比重还是小了一点，或者因为所在行业不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上述监管人士说。

　　混合所有制改革跟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位监管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今年推动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在其他国企领域也是一样，如果明确哪些行业要放开，民资、外资可以参与多少股份等，有了这样的产业政策就好办了，“从国资监管领域来讲，并不是不愿意让别人来合资”。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涉及到诸多深层次问题，其中干部任命问题显得格外敏感和棘手。同在国资监管领域的另外一位官员说：“未来还是要激发企业负责人的活力，现在领导人5年一个任期，对做好长期绩效的动力往往并不是很强。”

　　做好企业的长期规划，往往成了央企管理者的一种个人觉悟。周放生说，在国企领域内，有为数不少的守成型企业负责人，当然也有着一批求上进、有事业心的管理者期待进一步改革。

　　祝波善认为，改革到了这个阶段，是继续深化干部人事改革的时候了。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董事会要统筹大局，但是在经营层就完全可以向社会放开，吸引专业人员的广泛参与。

　　“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产权问题解决了，企业的转型升级等问题就是自然生成的事了。”周放生认为。

　　“一事一议”方法论

　　除企业内部股权开放外，混合所有制还有行业层面的应有之义，即在垄断行业内引入民资。前述监管人士认为，一些行业对于民营企业的壁垒并没有那么绝对。

　　“我们可以来逆向思考。”前述监管人士说，“哪些产业领域还没有对民营开放呢？恐怕也找不出几个来。”比如，十大军工集团的军工业务只占了集团业务的15%，军品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通用件，放到汽车上就是民品，放到坦克上就是军品，波音飞机要的是总设计和总集成，全世界的企业给他们做，央企也一样，很多都是民企参与的集成起来的产品。

　　具体到实际操作，一位从事国企改革领域的官员认为，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的改革工作，可能还要采取“一企一策”甚至“一事一议”的方式。

　　此前的问题在于，央企的块头巨大，民企参与的话语权较小。前述监管人士说，几百亿元在中央企业中都不算很大的体量，民营资本拿几个亿，只占个位数股份，实际上很难有话语权。入股后民企总希望要派个董事，但是没有15%-20%的股份，董事地位很可能就没有。

　　大型国企通过拆分瘦身后再引入投资者，也是一个思路。祝波善认为，中石油这样的企业确实块头很大，但是可以把企业拆分，比如炼化这个产业链条完全可以拿出来让民企参与；再如，国家电网在“输配分离”改革后，也完全可以让民资参与进来。

　　前述监管人士也赞同这样的办法：大型国企要把母公司、子公司分一个层级出来，可以拿出一个项目来放开引进民营资本，民企才能更好地参与进来。关键是要“分层次、分类型、推改革”，有针对性地去突破。

　　前述监管人士还提到，国家可以列出一批行业名单，提出国资可以不控股了，众多企业一起来搞一个联合体，有了话语权，他们才肯来。此外，如果上下可以达成共识，可以尝试在竞争性领域，运行不好的国企就不救了。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进行新一轮产能控制。祝波善认为，其实在清理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完全就可以引入民企来参与，变被动的“关停并转”为引入民资主动“转”来盘活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