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开放与上海试验
本报记者 曲潇 上海报道
面对经济放缓的压力,如何提振经济,是新一届政府的当务之急。
就在上海自贸区的申报处在冲刺阶段时,2013年6月底,时任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黄益平创造出了“克强经济学”用来指代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
几日后,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性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在上海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展开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等多项改革。而这一试验从一开始所秉承的思路即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一位投资界人士在了解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来龙去脉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一个判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克强经济学”在上海进行的一次试验。
其中,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金融改革以及行政体制和市场准入改革等多项被认为是李克强总理关注的重点领域和思路在自贸试验区都将有所实践。
改革放在第一位
从2013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调研,至2013年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这一速度出乎许多上海官员及企业界人士的预料。
据多位参与上海方面决策咨询的学者称,2012年,上海方面已经递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与各部委乃至中央更高层面的领导有过沟通。
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上海官方公开的承认。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市长杨雄在回答记者关于自由贸易园区的提问时,也只是称“正在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研究中,上海将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但实际上,对于自贸区的申请,上海方面颇为关注,甚至在内部调研中将其称为“首要任务”。
两会之后,2013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来到上海,开始了其履新国务院总理后第一次考察调研,并在3月28、29日两天分别召开座谈会,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鼓励上海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而这是“试验”二字首次被高层公开提出。
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智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读“试验”二字的意义时表示,这除了给上海先行先试的机遇,更重要的是,留下在“探索中前进”的空间。这对上海自贸区目前进行的改革颇为重要。
据接近上海官方的人士透露,李克强总理曾在座谈会上表示其在辽宁工作期间曾设想搞一个250平方公里的类似自贸区,但计划最后未能成行。其认为,上海的区位条件更好。
上述人士称,李克强给出的选择上海的四个理由包括自然条件、人文基础、工业产业基础和开放经验。
而在调研过程中,上海自贸试验区就被李克强总理明确为重要的促进改革的措施,因此,他颇为重视上海方面在自贸区试验中能否实现改革。
杨雄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时曾回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曾多次问到上海市主要领导,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当时他(总理)一再问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说是,态度是表得非常坚决,我说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总理肯定了上海在改革态度上的积极和主动,敢于自己挑重担,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杨雄说。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曾多次出现在他公开的演讲中。
2013年5月29日,李克强出席第二届京交会并发表题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
其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而在涉及上海自贸区时,李克强指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对“克强经济学”进行解读时认为,李克强所关注的三大领域之一即为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
在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中,便包括了六大服务领域的扩大开放措施,其中包括金融服务领域、航运服务领域、商贸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文化服务领域以及社会服务领域。
而在10月21日,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再度提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将其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试验窗口。
其指出,“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重要方面也是简政放权,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放开该放的、管住该管的。”
而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也被认为是“克强经济学”的灵魂。据了解,在最初上海送审方案中,对总体目标的表述中并未出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一句,而这句话最终被加入,也体现了高层期望在自贸区内进行综合性的尝试。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中,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减少行政审批。而在自贸区中实施的重事前审批向重视事中、事后监管的思路也是李克强在上任伊始推行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有益尝试。
今年5月,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上述思路的最终目的,或已在7月3日总体方案获得原则性通过时得以表述:这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而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一说法,也是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曾经三度提及的命题。
面对经济放缓的压力,如何提振经济,是新一届政府的当务之急。
就在上海自贸区的申报处在冲刺阶段时,2013年6月底,时任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黄益平创造出了“克强经济学”用来指代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
几日后,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性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在上海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展开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等多项改革。而这一试验从一开始所秉承的思路即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一位投资界人士在了解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来龙去脉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一个判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克强经济学”在上海进行的一次试验。
其中,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金融改革以及行政体制和市场准入改革等多项被认为是李克强总理关注的重点领域和思路在自贸试验区都将有所实践。
改革放在第一位
从2013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调研,至2013年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这一速度出乎许多上海官员及企业界人士的预料。
据多位参与上海方面决策咨询的学者称,2012年,上海方面已经递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与各部委乃至中央更高层面的领导有过沟通。
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上海官方公开的承认。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市长杨雄在回答记者关于自由贸易园区的提问时,也只是称“正在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研究中,上海将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但实际上,对于自贸区的申请,上海方面颇为关注,甚至在内部调研中将其称为“首要任务”。
两会之后,2013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来到上海,开始了其履新国务院总理后第一次考察调研,并在3月28、29日两天分别召开座谈会,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鼓励上海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而这是“试验”二字首次被高层公开提出。
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智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读“试验”二字的意义时表示,这除了给上海先行先试的机遇,更重要的是,留下在“探索中前进”的空间。这对上海自贸区目前进行的改革颇为重要。
据接近上海官方的人士透露,李克强总理曾在座谈会上表示其在辽宁工作期间曾设想搞一个250平方公里的类似自贸区,但计划最后未能成行。其认为,上海的区位条件更好。
上述人士称,李克强给出的选择上海的四个理由包括自然条件、人文基础、工业产业基础和开放经验。
而在调研过程中,上海自贸试验区就被李克强总理明确为重要的促进改革的措施,因此,他颇为重视上海方面在自贸区试验中能否实现改革。
杨雄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时曾回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曾多次问到上海市主要领导,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当时他(总理)一再问我,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我说是,态度是表得非常坚决,我说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总理肯定了上海在改革态度上的积极和主动,敢于自己挑重担,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杨雄说。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曾多次出现在他公开的演讲中。
2013年5月29日,李克强出席第二届京交会并发表题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
其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而在涉及上海自贸区时,李克强指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对“克强经济学”进行解读时认为,李克强所关注的三大领域之一即为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
在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中,便包括了六大服务领域的扩大开放措施,其中包括金融服务领域、航运服务领域、商贸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文化服务领域以及社会服务领域。
而在10月21日,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再度提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将其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试验窗口。
其指出,“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重要方面也是简政放权,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放开该放的、管住该管的。”
而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也被认为是“克强经济学”的灵魂。据了解,在最初上海送审方案中,对总体目标的表述中并未出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一句,而这句话最终被加入,也体现了高层期望在自贸区内进行综合性的尝试。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中,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减少行政审批。而在自贸区中实施的重事前审批向重视事中、事后监管的思路也是李克强在上任伊始推行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有益尝试。
今年5月,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上述思路的最终目的,或已在7月3日总体方案获得原则性通过时得以表述:这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而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一说法,也是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曾经三度提及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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