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爬坡”“不赚钱”格局未变
在考察中,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王心阜发现,尽管东部服装企业也在加速“机器换人”,但还没有形成大规模设备“升级换代”。很多中西部省市一些服装加工园区的新建服装企业,反而生产设备要比东部一些企业先进,这让东部企业充满了压力和危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今年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较9月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51.4%,这是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回升,也创下18个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10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同样创7个月新高。
“PMI连创新高,在接下来的三五年时间里,我国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新周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说,但制造业的基础仍不稳固,除了融资、劳动力各项成本高企外,还面临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制等问题。
一些企业负责人、学者等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现在制造业“不赚钱”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他们均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综合改革方案充满期待。
融资压力陡增
王心阜、上海浩博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湘勋、正泰集团企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廖毅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受市场因素影响外,现在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还是资金问题。
王心阜说,一些温州中小企业生产线,已从原来的三四条减少到现在一两条,“减产”基本上成为温州中小企业的普遍现象。黄湘勋说,由于资金压力,一些前几年投建的江苏某工业区厂房,如今大多都闲置;同样在上海松江,一些企业产值在降低,一些问题都“掩盖”在里面。廖毅说,在杭州滨江工业园区,一些厂房白天少见工人来往,晚上也没有亮灯生产。
“工业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基础还不稳固,主要还是缺市场、缺资金和缺信心。”一位温州市发改委人士说。
王心阜认为,企业互保问题还是很难化解,现在这不是担保链的问题,而是一个担保圈的问题。“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王心阜说,企业发现互保问题“一般不说”,他们担心银行收贷,更担心互保圈哪家企业出问题;银行也知道哪家企业“有问题”,也不一下子把事情“捅破”,这其中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比大企业要严峻。
黄湘勋说,企业财务成本降不下来,产品售价又提不上去,企业陷入“不讲品牌、互相杀价”的怪圈。王心阜说,温州服装行业总体比较平稳,其中大企业产销还比较好,中小企业“就不行了”。温州奥得利鞋业有限公司“接班人”朱闽说,去年以来温州“中国鞋都”工业区,陆续有中小制鞋企业“跑路”,欠下供应商、工人不少应付资金。
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行长吴大鸣说,有些小微企业订单还在增加,这些企业比较专注做实业,注重设备投入、服务跟踪、研发投入,经营状况依然比较好。而原来不专心做实业,设备研发投资少,且把贷款挪用投资投机的企业,如今企业经营状况还在继续恶化。这种“分化”在当地企业反映比较明显。
据了解,在“中国缝制设备之都”浙江台州,一些智能化程度高的缝纫机生产企业,如今出现供不应求的畅销局面。
2012年以来,工资上涨、利率汇率等变化不断挤占企业盈利空间,企业成本压力逐渐加大,对浙江众多传统产业转型形成压力。最近发布的《浙江发布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未来,土地、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还将持续,加上信贷政策趋紧、通胀压力都将对浙江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形成新的巨大压力。
机器换人加速
在义乌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几家、几十家甚至几百家商户同时在生产销售同一种商品并不鲜见,在买方市场大背景下,价格成为商户们竞争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利润越来越薄,成为众多商户的烦心事,也迫使他们图谋转型升级。义乌市远奔工艺品厂负责人蔡勤亮,今年把公司原来1/3由人工生产的产品改为机器生产,预计成本下降3%至5%。他说,现在招熟练工很难,且工资每年都在增加,还要配备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否则工人就不愿意来工作。
据《浙江日报》报道,宁波诺布尔制衣有限公司引进了120台电脑织机,工人数量从前几年的800人减为现在的不到百人。该公司负责人算了笔账:每台织机一天12小时可织10件至15件毛衫,一个工人可以管理4台这样的机器,120台机器抵得过700个工人,而且机器可以24小时工作。“按现在工人工资算,使用织机一年可省下2000万元,将来随着工资上涨,肯定省得更多。虽然织机要几十万元一台,但很划得来。”
今年以来,浙江工业企业兴起“机器换人”热潮。浙江省统计局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418.7亿元,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2218.4亿元,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占工业投资的40.9%。机器换人带来可喜变化,1~8月,从业人员减少1.4%,劳动生产率提高10.1%,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用人同比减少9.2%。
据统计资料显示,2005~2010年,浙江工业就业人员从1160.3万人增加到1493.6万人,年均增加66.7万人,而2010~2012年从1493.6万人增加到1523.8万人,年均增加15.1万人,其中2012年仅增加1.6万人,工业新吸纳的就业人员明显减少。根据就业弹性变化测算,2011年、2012年两年间,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机器换人”,少吸纳就业60万人左右。
于是,加速企业“机器换人”,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浙江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
在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机器换人”转型升级下,制造业开始“企稳回升”。“PMI连续四个月回升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称。
金祥荣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综合改革方案,会进一步增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活动和动力。他认为,今年接下来两个月或明年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改革会释放红利,”金祥荣认为,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金融体制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这三个方面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综合改革方案重中之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今年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较9月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51.4%,这是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回升,也创下18个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10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同样创7个月新高。
“PMI连创新高,在接下来的三五年时间里,我国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新周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说,但制造业的基础仍不稳固,除了融资、劳动力各项成本高企外,还面临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制等问题。
一些企业负责人、学者等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现在制造业“不赚钱”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他们均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综合改革方案充满期待。
融资压力陡增
王心阜、上海浩博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湘勋、正泰集团企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廖毅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受市场因素影响外,现在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还是资金问题。
王心阜说,一些温州中小企业生产线,已从原来的三四条减少到现在一两条,“减产”基本上成为温州中小企业的普遍现象。黄湘勋说,由于资金压力,一些前几年投建的江苏某工业区厂房,如今大多都闲置;同样在上海松江,一些企业产值在降低,一些问题都“掩盖”在里面。廖毅说,在杭州滨江工业园区,一些厂房白天少见工人来往,晚上也没有亮灯生产。
“工业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基础还不稳固,主要还是缺市场、缺资金和缺信心。”一位温州市发改委人士说。
王心阜认为,企业互保问题还是很难化解,现在这不是担保链的问题,而是一个担保圈的问题。“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王心阜说,企业发现互保问题“一般不说”,他们担心银行收贷,更担心互保圈哪家企业出问题;银行也知道哪家企业“有问题”,也不一下子把事情“捅破”,这其中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比大企业要严峻。
黄湘勋说,企业财务成本降不下来,产品售价又提不上去,企业陷入“不讲品牌、互相杀价”的怪圈。王心阜说,温州服装行业总体比较平稳,其中大企业产销还比较好,中小企业“就不行了”。温州奥得利鞋业有限公司“接班人”朱闽说,去年以来温州“中国鞋都”工业区,陆续有中小制鞋企业“跑路”,欠下供应商、工人不少应付资金。
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行长吴大鸣说,有些小微企业订单还在增加,这些企业比较专注做实业,注重设备投入、服务跟踪、研发投入,经营状况依然比较好。而原来不专心做实业,设备研发投资少,且把贷款挪用投资投机的企业,如今企业经营状况还在继续恶化。这种“分化”在当地企业反映比较明显。
据了解,在“中国缝制设备之都”浙江台州,一些智能化程度高的缝纫机生产企业,如今出现供不应求的畅销局面。
2012年以来,工资上涨、利率汇率等变化不断挤占企业盈利空间,企业成本压力逐渐加大,对浙江众多传统产业转型形成压力。最近发布的《浙江发布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未来,土地、人才、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还将持续,加上信贷政策趋紧、通胀压力都将对浙江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形成新的巨大压力。
机器换人加速
在义乌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几家、几十家甚至几百家商户同时在生产销售同一种商品并不鲜见,在买方市场大背景下,价格成为商户们竞争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利润越来越薄,成为众多商户的烦心事,也迫使他们图谋转型升级。义乌市远奔工艺品厂负责人蔡勤亮,今年把公司原来1/3由人工生产的产品改为机器生产,预计成本下降3%至5%。他说,现在招熟练工很难,且工资每年都在增加,还要配备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否则工人就不愿意来工作。
据《浙江日报》报道,宁波诺布尔制衣有限公司引进了120台电脑织机,工人数量从前几年的800人减为现在的不到百人。该公司负责人算了笔账:每台织机一天12小时可织10件至15件毛衫,一个工人可以管理4台这样的机器,120台机器抵得过700个工人,而且机器可以24小时工作。“按现在工人工资算,使用织机一年可省下2000万元,将来随着工资上涨,肯定省得更多。虽然织机要几十万元一台,但很划得来。”
今年以来,浙江工业企业兴起“机器换人”热潮。浙江省统计局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418.7亿元,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2218.4亿元,设备工器具购置费用占工业投资的40.9%。机器换人带来可喜变化,1~8月,从业人员减少1.4%,劳动生产率提高10.1%,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用人同比减少9.2%。
据统计资料显示,2005~2010年,浙江工业就业人员从1160.3万人增加到1493.6万人,年均增加66.7万人,而2010~2012年从1493.6万人增加到1523.8万人,年均增加15.1万人,其中2012年仅增加1.6万人,工业新吸纳的就业人员明显减少。根据就业弹性变化测算,2011年、2012年两年间,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机器换人”,少吸纳就业60万人左右。
于是,加速企业“机器换人”,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浙江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
在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机器换人”转型升级下,制造业开始“企稳回升”。“PMI连续四个月回升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称。
金祥荣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综合改革方案,会进一步增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活动和动力。他认为,今年接下来两个月或明年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改革会释放红利,”金祥荣认为,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金融体制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这三个方面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综合改革方案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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