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携手 积极稳妥应对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基本国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和目标任务,必须准确把握我国老龄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和新机遇。要围绕老龄事业发展问题,呼吁社会各界力量广为参与,总结相关国内外经验,深入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

　　一、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并带来复杂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人类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再加上生育意愿变革等因素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或正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后,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欧国家就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也就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进程,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已经进入老龄社会。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老龄化社会迈进。

　　目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日本。截至2012年年底,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24.1%,已经跨越联合国确定的21%超老龄社会标准。法国、意大利、德国、芬兰、瑞典、比利时、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老龄化水平也已经相当高。预计到2050年,将有60多个国家进入超老龄社会。

　　毫无疑问,人类寿命的不断提升,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各国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人们享受着长寿带来幸福欢乐的同时,随着老年人生存成本的增加及老年人财富创造能力的减弱,人口老龄化也必然会对经济和社会运行产生多方面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表现主要在:如何筹集足够的资金以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经济保障;如何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社会财富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如何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及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老年生活服务;如何建立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以适应老龄化背景下疾病负担加剧和疾病模式变革带来的挑战;如何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活力以及如何实现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等。联合国人口政策部门指出,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它将对社会各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老龄化问题也是今后世界各国制定各种经济与社会政策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老龄化的形势非常严峻,并有着一些独特特征和挑战

　　仅就目前的统计情况看,中国现在还不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受特殊计划生育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生育意愿迅速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正在进入快速的老龄化过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问题更复杂,困难更多。

　　一是速度快。 2000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33%,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中国老龄委等预测,到2025年前后,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2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4%左右,进入到老龄社会。换句话说,中国将仅用25年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达到的老龄社会进程。而且,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一个更为快速的老龄化阶段。预计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12%左右,2050年将达25%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二是规模大。从老年人口的总量看,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1953年的0.25亿上升到2010年的1.19亿,60年间增加了 9400万。2012年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2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4%。未来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1亿多,2030年将达到2.3亿,2050年将超过3亿,接近或达到3.6亿的峰值。

　　三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至10000美元或更高水平,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2012年也才刚过6000美元,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

　　四是劳动力结构快速老化。因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新进入的劳动力数量远小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从年龄中位数看,1980年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中位数不足30岁,2010年上升至37岁,2025年将突破40岁,这意味着到2025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力中有一半在40岁以上。从年龄组比重看,2000年15至39岁较为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占15至64岁劳动力的比重为64%,与世界65%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远高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但到2010年,这一比例降到56%;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降至49%,远低于58%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51%的美国。劳动力结构的快速老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增长贡献潜力下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人口红利优势减弱。

　　五是不平衡。受地区发展差异、近些年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各种因素影响,中国的老龄化在地区和城乡间发展很不平衡。从户籍人口统计结果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的宁夏(2012年),时间差距长达33年。在城乡之间,由于城镇生育水平低、健康水平高,户籍人口的老龄化也明显高于农村。但由于大量年轻人进入到城市,在常住人口中,农村地区的常住人口老龄化问题则比城市更为突出。如按居住地统计,2010年,乡村、镇、城市的老龄化率分别为14.98%、12.01%、11.47%,乡村地区比城市地区高3.51个百分点。

　　此外,受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在人口总规模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生育率快速下降、家庭结构小型化且养老功能弱化,失独家庭、空巢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迅速增加等问题。 “六普”数据表明,生活在独居、空巢家庭中的老人高达6200万,超过老年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研结果显示:2010年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6.2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全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目前失独家庭数量已经达到100万左右。

　　上述诸多问题,不少都是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经历的,极具中国特色。未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复杂,或许在老龄化领域还会出现一些更新、更特殊、更复杂的问题。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三、动员全社会力量,完善制度和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面对如此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如何有效应对,既能够确保老年人生活幸福,又要保持经济与社会发展活力,是未来我们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既要认真总结学习国际经验,也要充分立足我国国情,发挥我国特有的文化和体制优势,探寻行之有效的道路。

　　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尊老、重老、爱老的优良传统。

　　“百善孝为先”这句古语充分体现了中国尊老、重老的优良传统。近四千年前,中国夏朝的法典中,就明确把对老人不孝列为犯罪,最高可判死刑。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规定,如果家里有一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即可免除一个儿子的赋税和劳役。如果家里有一位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除全家的赋税和劳役。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北魏时期,中国还有存留养亲制度:“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老,更无成年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着之令格。”即为了赡养老人,法律规定,即使对犯罪之人,如果不是十恶不赦,家里若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犯人可以在家里服刑。中国最早的养老院开建于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当时的梁朝(梁武帝)在如今的南京建立了以老人为对象的“孤独院”。在唐、宋时期,国家也有登记造册赡养失能老人的制度。这些制度和政策未必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但它表明,中国拥有悠久的养老传统文化,历代政权也都进行过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也一直非常重视老龄事业。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具体政策措施。 199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又对此法进行修订完善;将每年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确定为法定的“老年节”。一言以蔽之,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不仅要继承,更要不断发扬光大。

　　第二,切实完善养老、医疗保障以及就业等相关领域的政策措施。

　　针对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在社会保障领域,各种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基本实现了对各类人群在制度上的全面覆盖;在养老服务领域,国家确立了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战略。9月1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10月14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都提出了涉及养老服务的具体措施;针对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以及劳动力结构老化等挑战,也在积极调整就业政策。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外,不少地方政府在改善老年福利、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

　　虽然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我们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面对严峻的老龄化挑战,我国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医疗保障制度,都存在不同群体制度不统一、待遇差距大以及财务上难以持续等问题,部分保障制度的标准还很低;在养老服务领域,如何更好地协调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之间的关系并形成有效的制度支撑,我们仍面临很多挑战;面对人口红利逐步弱化和劳动力结构老化,如何调整完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老有所养的“双赢”,我们也面临理念和政策选择方面的挑战。比如,延迟退休年龄等改革问题近来就出现了很大的社会争议。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需要全面的协商对话,妥善加以解决,形成完善且可持续的政策体系。比如,在养老保障方面,关键是要实现社会财富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既要确保老有所养,也要确保养老保障制度在财务上的可持续,并发挥鼓励劳动和财富创造的功能;在医疗保障和老年生活服务方面,要立足国情,突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确保老年人病有所医,健康安全,快乐幸福;在就业方面,要切实完善就业政策,通过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并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积极促进大龄劳动者就业,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挑战,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财富保障。在这些方面,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那些率先进入老龄社会国家的很多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转变观念,实现幸福和谐老龄化。

　　一是要形成社会合力。应对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家庭和社会组织都要积极努力。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基本制度保障,包括法律法规建设和建立基本养老金、医疗保障以及相关老年服务制度体系;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也是确保老年人幸福的基石,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都有养老、敬老的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也要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倡导和鼓励社会互助,积极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以及邻里之间在养老、敬老、助老方面的功能。

　　二是要切实转变观念。虽然老龄化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挑战,但正如前面谈到的,老龄化是“福”,让社会成员越来越健康长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还要认识到,老年人是财富,他们是家庭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同时,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随着技术进步和信息化发展,他们在财富创造方面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要抓住机遇,促进相关产业发展。随着老龄化发展,老年群体会逐步成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在很多领域甚至会主导消费市场。在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很多个性化服务需求可以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市场力量来提供,这也是不少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因此,要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不断发展和完善老年服务产业,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需要,同时促进相关产业的大力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总之,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积极稳妥有力地应对老龄化挑战,促进形成老有所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幸福和谐社会形态,实现健康老龄化。

　　(此文摘自2013年11月2日李伟主任在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