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维度

　　——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

　　本报记者 段树军

　　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对改革做出了十年战略部署,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迫切要求对今后十年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更加注重协同推进和统筹安排

　　——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这就对各领域改革衔接配套、协同联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如何理解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王一鸣:协同推进、统筹安排,就是要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出发,充分把握改革事项的内在逻辑性和协同联动性,统筹安排和推进改革。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要求把改革开放贯穿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从根本上解决各领域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不适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和改革开放新要求的问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改革进入“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阶段,这是更艰巨更复杂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深层次改革攻坚,标志着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时期。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这就对各领域改革衔接配套、协同联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统筹谋划、统一部署,整体渐进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推进和总体设计,协调配套地推进全面制度创新,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避免单兵突进,相互脱节,影响改革整体进程,必须使各项改革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相互协调、形成合力。

　　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协同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

　　——没有重点突破,改革就会缺乏主攻方向,久拖不进,难以取得实效。同样,没有协同推进,改革就会缺乏统筹协调,顾此失彼,难以形成合力

　　中国经济时报:30多年前,“联产承包”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上世纪90年代,“放开搞活”激发了全社会活力,带来全方位进步。今年7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视察时提出,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在如今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协同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

　　王一鸣:协同推进和重点突破有机结合,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迫切要求。

　　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时期,但各项改革不可能不分主次、齐头并进,必须把协同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起来,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重点突破,就是要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带动改革全面推进。历史经验表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通过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就能激活改革全局。 30多年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改革推动农村发展,激发了全社会活力,带来其他领域的改革,呈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局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可以对全面深化改革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就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下转6版)

　　人物简介

　　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宏观经济研究》主编。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出版有《走向2020: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挑战和对策》、《调整和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等书。

　　本报记者 段树军

　　(上接1版)

　　当前,处理好协同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作用更加突出。比如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就要在土地、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上取得重点突破,同时也要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如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在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取得重点突破,同时也要协同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没有重点突破,改革就会缺乏主攻方向,久拖不进,难以取得实效。同样,没有协同推进,改革就会缺乏统筹协调,顾此失彼,难以形成合力。

　　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维度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编织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促进公平正义;实现生态文明;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深刻变化,国际国内各种挑战风险明显增多,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你认为今后应如何把握改革的协同推进和统筹安排?

　　王一鸣: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的协同推进和统筹安排,需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维度。

　　第一,加快经济转型的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这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外部环境和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经济转型迟缓主要受到体制条件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较为普遍;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非公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税、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必须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重大突破。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由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效率为主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尚未完成,还处在市场逐步完善成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之中。我国发展现实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有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责边界不清,政府仍然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恰恰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市场监管等管理事项还没有完全管住管好。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

　　当前,加快经济转型,应加快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解决我国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不协调、产能过剩压力过大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要求,是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有效降低人口城镇化门槛,消除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为此,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加快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近年来,各级政府在保障民生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仍然较多。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根本上要靠推进民生领域的改革,这不仅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都至关重要。为此,要重点围绕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统筹城乡等领域,加快推进改革,编织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更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创造条件让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富起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当前需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好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循序渐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第三,促进公平正义的改革。公平正义是经济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只有获得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机会,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才能有效释放,社会主体的发展空间才能有效拓展。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为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民众营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就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要为非公有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保证各类市场主体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抓紧清理有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最大程度地激发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广大民众营造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就要深化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改革,在扩大横向流动的同时,增强纵向流动,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切实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

　　第四,实现生态文明的改革。我国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要求大力推进制度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污染代价和生产安全成本。资源性产品价格不合理,客观上会造成过度需求和浪费,甚至误导产业发展。正确的价格信号不仅能倒逼市场主体节约资源,还能激励社会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从国际上看,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发展,都与资源供需形势变化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密切相关。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要求加快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还涉及环境保护制度、生态建设制度和国土空间开发制度。近年来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提高,环境问题引起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明显增多,要求加快改革环境评价制度,提高环评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加快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此同时,还要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加快制订和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国土空间开发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的规范和标准,严格禁止失序失范失当的国土开发活动。

　　第五,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增强,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但总体上看,政府职能转变仍然滞后,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然过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仍然过多,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市场监管仍然薄弱。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要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不能仅仅停留在机构撤并上,而是要在职能整合、流程再造、提升效率上下功夫,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要按照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的原则,把该放的坚决放开、放到位,该管的坚决管好、管到位。政府管理的重心要适当由“前端”向“中后端”转移,加强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对政府公共服务,也要创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更多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经济转型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求完善改革协调机制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新的利益调整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是人心所向,但难度却在加大。不但不同领域的改革相互关联,而且面临着复杂利益关系的挑战。如何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实质性地加快改革?

　　王一鸣: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前所未有,完善改革协调机制对推进改革的作用更加突出。比如,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调整,仅靠一两个部门推进,改革很难到位。不仅一个领域的改革需要各方面协同推进,同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各方面相互协调,分工协作,协同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完善改革协调机制,迫切需要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统一领导,健全和完善改革决策机制和改革推进机制。完善改革协调机制,有利于从发展和改革全局出发,协同推进各领域改革,统筹安排和协调重大改革事项,使各项改革措施形成合力,产生整体效应,增强改革的总体效力,也有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新的利益调整机制,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