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迎来大规模升级时间窗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望破局改革

　　即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望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烙下一记深印！

　　承载着重大改革使命的本届会议如果能够画出清晰的经济转型路线图，进而开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彻底转变之路，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标本意义，亦有可能在全球主流经济学的演进中嵌入中国元素。

　　毋庸置疑，今日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大规模升级的时间窗口。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对接市场经济改革之门，“改革”由此成为中国经济的标签，那么35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中将自己打造成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时，“改革”依然在路上，依然是决定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向甚至国运的关键性动力。换句话说，前进到深水区且遭遇多维阻力的中国经济改革如果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如果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在战略转型大戏中“转身退台”，如果不能打造一个将存量和增量财富实现合理分配的“转换器”，进而生成广受尊敬的发展模式，则积重难返的中国经济总有一天会由于系统性风险的大爆发而面临恐慌性衰退。从这个层面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动改革问题上必须取得重大突破。

　　改革既需要路线图

　　更需要执行力

　　作为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关键性会议，本届全会的使命之一便是拿出具体的改革路线图，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落实有关改革方案，建立可执行可检测的操作体系。一如有关人士分析的，“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该是本届全会的基调，亦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取向。而围绕如何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及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本届会议将会拿出怎样的改革菜单，无疑备受关注。

　　客观地说，中国不缺改革的动力，更不缺改革的窗口。事实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2012年的十八大更是把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发改委在每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都列出当年的重点改革领域，并要求各级各地政府推进相关改革，但由于缺乏硬约束尤其是配套的执行力，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成为只听楼梯响的漂亮空谈。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未能得到有效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主要障碍。特别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短期内是不可能解除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唯上的政绩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各级各地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难有实质性提高，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给了各级各地政府保增长或者稳增长的最好理由。加上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愈发明显，很容易为了短期经济指标的实现和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的大局。

　　至于需要政府对自己和垄断性国企动刀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例如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改革，也由于诸多利益纠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碍而进展缓慢乃至停滞。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至今尚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并不是说这些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中国经济就会怎么样，而是从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因素来看，要素价格市场化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短期而言，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或行政影响下的定价机制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但握有最多经济资源的国企却愈来愈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而价格的扭曲，又进一步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投资效率低下的状况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迄今仍未实现。

　　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性风险，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

　　改革的突破口

　　在于政府自身

　　改革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拖延转型只会增加边际成本。可能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复杂经济革命的中国经济改革，能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给出清晰的路线图并赋之以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不仅关系到整体经济改革的推进，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全球主导力量竞争中的行为空间。改革时间窗口不容错失。

　　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决策层迫切需要落实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确立拿出具体的改革时间表，尽快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取得实质性突破，压抑已久的中国民间投资热情也才有可能大大释放出来。更进一步的是，政府在与既得利益集团彻底切割的同时，亟待通过理性的决策与高强度的执行力，致力于经济转型框架的全面落实；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落实与推进等等，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