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新一届政府甫一上任，就开始审视各类行政审批的不必要性。目前所废除的一大批行政审批，就是要通过做制度的减法，松开审批的桎梏，提高行政效率，从微观政策上放开放活。

　　这一措施短期内肯定能够收到一定效果，但也一定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毕竟要减除的行政审批都是原来各级政府机关造出来的，而且多数是以规范市场秩序、防止重复建设、控制产能过剩等各类冠冕堂皇的理由设立的。

　　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那一定又会像1984—1994年间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收放循环”死结之中。问题的根本是制度没有变，政府的职能也没有变。

　　要害在于政府，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权力扩张的本能和寻租的冲动。只有像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形成权力制衡的长效机制。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经济健康发展，真正需要政府通过制度进行规范的，主要是在反垄断和保护公平竞争，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调节，保护环境和资源等方面。

　　反垄断为经济注入活力

　　目前某些行业和部门在合法的幌子下形成垄断。最典型的如电信服务、电网、银行、殡葬等服务行业，也有石油等资源产业的垄断，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垄断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垄断利润奇高、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为社会广泛诟病。打破垄断，允许民资进入展开竞争，急需政府出台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这是经济活力的制度性源泉，不可再等闲视之。

　　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收入分配在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岗位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由此形成的基尼系数究竟是0.57，还是0.63？人们已经不再关心，毕竟抽象的数字在此毫无意义。

　　然而在分配领域，人民群众愤恨的首先是权力参与分配。本来在劳动、资本、地租和税赋之外，不应该再有其他要素参与分配，但是，权力则可以通过安插不合格的劳动者（吃空饷）参与工资收入，通过“办事”或权力的影响获得“干股”之类的资本收益，通过审批许可等获得租金收入。这些都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加以杜绝。

　　其次，各类生产要素的分配失衡比较严重，这一现象目前比较普遍。在北京三环内一套房子的月租金达5000元，超过一个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月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收入已经超过全社会的劳动收入。

　　当社会的劳动成果最终都以租金和利息归入不劳动者的囊中，一定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减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平衡利益格局，降解社会矛盾。

　　具体讲，需要适时开征房产税等非工资收入税种，通过个人收入年度账户汇总，增加收入累进税差，同时对贫困人口实施“负所得税”，即予以补贴，增加其基本生活收入。在制度设计上要把非劳动收入占可分配财富的比重在初次分配中压缩到30%以内，通过再分配压缩到20%以内，压缩各类权力寻租的空间。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保证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相对公平。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前提下，也应该尽快着手建立更加完备的收入分配制度。

　　促消费依赖完善公共服务保障

　　消费要升级首先取决于公平分配，否则，有消费意愿者没有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或者出现畸形消费，或者是非理性的公款挥霍性消费。这都是需要制度设计来杜绝。

　　推动个人和家庭的理性消费升级还需要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建立。最主要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要有基本保障。只有当老百姓不再把仅有的辛苦钱吝啬地存入银行，以防为老病所困，为孩子攒钱上学，为子女进城买房准备“首付”，他们才有可能考虑自己衣食住行用的升级消费。

　　要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保障首先当然需要政府充裕的财力。要想财力充足就需要通过制度约束不必要的“三公”开支，减少奢侈浪费，集中财力去解决民生问题。一个中央“八条”就收到了相当显著的效果，足见这里有制度供给巨大的空间。

　　环保“升级”经济方能“升级”

　　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全国大面积长时期的雾霾天气、持续的高温大旱、频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难以治理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加之气候变暖、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这些代价依靠几代人的辛苦努力也难以偿还。急需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行，严格保护，否则，任何关于经济升级的期盼都是一种奢望和自欺。

　　笔者曾经在本刊撰文谈2020年我们的生活方式，其核心观点是“绿色，我们未来生活的主色调；健康，我们未来生活的主旋律；有尊严，我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现在看来，这仍然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努力的方向。

　　问题在于我们能拿出什么样的制度做保障？

　　长期以来，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近期各地加大基建投资的需求仍然循着这个思路在行进。从宏观上看，需求管理有术，也有效，但也有限。真正要解决经济升级的深层次矛盾，看来可能真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来一场“供给学派的革命”。

　　近期出台的提高小微企业月营业收入税收起征点，就是一种制度供给的牛刀小试。这正是现在亟需的制度改革良药。

　　当下，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增大在制度设计和完善上的供给，才能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相关利益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