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 须迈过高房价的 “坎儿”

　　编者按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特别是一线大城市。与此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却并未完全跟上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生病”了。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种不良症状出现在城市中。针对这些“病症”,《新型城镇化周刊》特别策划“会诊中国‘城市病’”系列报道,通过实地采访呈现当前我国城市的真实“病情”,并邀请专家会诊,为城市生活更美好开出“良方”。
　　本报记者 赵海娟 实习生 张倪
　　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生活。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乐业”,但老百姓最为看重的“安居”却被城市的高房价挡在了门外。
　　高房价正在成为拦在农民工市民化路上的一道“坎儿”。伴随着城市房价越涨越高,这道“坎儿”也愈发难以跨越。
　　中国经济时报近日走访了北京市的多个城中村后发现,这些村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外省市进京务工者,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数农民工表示,北京房价已远远高出他们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不敢想象在北京买房安家,挣些钱后还是会选择回农村老家。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刘卫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将住房回归到居住的本质,以确保进城务工农民也能住有所居,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
　　高房价下的抉择:坚守还是放弃?
　　在北京北五环开外,距地铁五号线终点站天通苑北站还有六、七站远的地方,一个规模日渐膨胀的城中村——白庙村,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进京务工者的“栖息地”。便宜的房租是该村最大的吸引力。
　　“之所以选择在这儿开超市,就是因为这里房租便宜。”在村口一家临街民房改造的不到20m2的小超市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与超市老板陈先生攀谈起来。
　　陈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与爱人均来自东北农村,选择来北京打拼,是为了能够在大城市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到北京来工作。”陈先生说。“虽然我们已经在北京打拼几年了,但绝对不会在北京买房子,北京的房价太贵,对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实在负担不起。”陈先生说,他目前只能选择在经营的超市附近租房住,“北五环这边儿的房租在北京来说还算便宜,能够负担得起。”
　　另一对来自河北的夫妻俩在白庙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生意还算红火。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北京扎下根来,希望能有一天在北京买房子,也希望将来的孩子能有北京户口,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也担心,高房价让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越来越困难。丈夫张先生说,“我们农村老家那边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发展得好的就不回老家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在城里买不起房最后都选择了回老家。”
　　本报记者在城中村采访外来农民工时,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他们对高不可攀的房价的无奈和抱怨。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原打算一直在北京打拼的人被迫选择回农村老家。
　　“北京的房价太贵,不仅是购买住房,连租房子价格也很贵。根本没敢考虑在北京买房子的问题,我将来也不打算扎根在这,将来还是会选择回农村老家。”一位目前在北京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先生对本报记者说。
　　一位来自河北邢台的刘师傅也告诉本报记者,“我目前从事的门卫工作一个月工资也就一千七八百元,再加上北京的物价高,所以根本攒不下钱,更别提买房子了。”“来北京工作当然是希望留在城里了,但关键是房价飞一样地上涨,根本负担不起,所以只能考虑回老家了。”一位来自河北沁阳王家村、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金对本报记者说,“我并没打算长期留在北京,不然工作一辈子还是租房子住。”
　　迈过高房价这道“坎儿”,避免出现贫民窟
　　“住房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条件。”刘卫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刘卫民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阶段性的大量非城镇人口向城镇转移,以及中西部城市人口向东部就业比较乐观且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高的大城市的转移,造成阶段性的住房需求比较旺盛,从而导致大城市房价出现阶段性上涨较快的现象。
　　“住房本身具有双重属性:首先最核心的属性是人的基本生存生活资料;第二个才是投资的属性。”刘卫民表示,我国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将住房回归到居住的本质,以确保进城务工农民也能住有所居,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
　　刘卫民说,对于进城的农民工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人群,无论是选择租房还是买房,最关键的一点是需要通过住房公共政策来支持。对于买不起房子的中低收入人群,首先应设立相应的制度政策,来保证他们能够租到相对舒适、安全一些的住房。
　　“对于租房,可以有这样几种解决方法:第一,政府可以给予这类人群相应的住房租金补贴,通过市场渠道解决住房问题;第二,可以由政府建设一批公共廉租住房,提供给相应人群;第三,充分利用社会机构通过贷款等方式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机构持有一定的租赁住房,出租给中低收入人群。”刘卫民说。
　　同时,刘卫民认为,“还可以通过信贷、税收、土地等政策,使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支付能力提高。比如购买首套中小户型住房时给予相对优惠的贷款利率,或者在交易环节减税或免税等。”
　　“无论是在购买层面还是在租赁层面,都要有与城镇化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住房需求相配套的政策扶持。”刘卫民说。
　　实际上,当前在高房价的背景下,城镇化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住房需求大部分在 “城中村”得到了满足。但普遍被贴上了“脏、乱、差”标签的“城中村”,不由让人想起城市贫民窟。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印度、菲律宾以及拉美等国家都存在着城市贫民窟。专家认为,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新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对此,刘卫民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为避免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需要从三方面入手。
　　首先,住房问题必须要政府和市场双方面起作用,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决定。在一些环节上,政府可做出必要的干预。“为了防止城市贫民窟的形成,首先在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上要做好相应的衔接。比如北京唐家岭等城中村,都是因为依托于某一些产业功能区而导致人口居住比较密集的现象。而如果在某一个区域形成某一个较大规模的产业功能区之前,就先考虑配套设置一些租赁型住房,特别是由政府或相应机构持有的一些住房,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住问题。”他说。
　　其次,对住房支付能力较差的人群提供政策扶持。比如由政府给与相应现金或住房券等补贴等。
　　第三,对城市里的老旧小区进行集体改造。国务院日前也提出要改造一千万套棚户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的棚户区改造。这类棚户区可以保持商业运作模式,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改造,但需要政府主导,可避免出现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