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对经济“发展底线”的柔性管理

　　郑慧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走势,科学选择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有必要确定一个经济运行的合理底线,在此基础上加强柔性管理,避免使用短期见效但长期负面作用较大的政策。
　　一、把握经济增长的底线
　　一方面要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和基本格局看,我国有条件也有可能达到一定的发展速度。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十二五”规划提出2011—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都对速度有明确要求。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将无从谈起,转变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调整也没有空间。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速9.9%。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三个时期,分别是1983—1988年、1992—1996年、2003—2007年,每个高速增长期后速度均有所回调。近五年(2008—2012年)平均增速为9.2%,受刺激政策作用,2010年曾达到10.4%,但2012年7.8%的速度是十三年来的新低。2013年以来,受周期性、趋势性调整和历史积累矛盾凸显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长。对此,一方面要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供给方,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要素资源价格上升,潜在增长率下降。需求方,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缩小,工业化阶段快速扩张空间相对收缩。从国际经验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和基本格局看,我国有条件也有可能达到一定的发展速度。一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推进城镇化、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释放内需潜力,提升居民消费结构释放需求动力。二是增长的潜能,即创造新的红利。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获得新人口红利。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制定创造新的全球化红利。保持这个速度,到2020年就可以实现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同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守住就业的底线
　　调查失业率上升、就业弹性下降、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使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若不妥善处理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的问题长期存在。就业是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稳定的重要体现。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不利,尤其是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难,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等问题很难解决。若不妥善处理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是调查失业率上升。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1978至2011年平均为3.2%,2000年前维持在2%—3%,2000年之后在4.2%左右。但从社科院报告看,2009年调查失业率为9.4%。大学生失业率2010年为12%,2011年为17.5%,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就业形势严峻。二是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就业弹性由过去的0.3左右下降到0.1,远低于OECD国家的0.48,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0.3—0.4。单位GDP拉动的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万左右,有时候只能拉动80多万人就业。三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不适应市场需求。大量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甚至年轻型普通劳动力也出现短缺。
　　长期看,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加就业的潜力较大。201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3.1%,而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72.5%,低收入国家为46.1%。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以物流及餐饮旅馆业等传统的服务业比重较大,以信息、金融、保险及商业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通过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及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并注重加强我国公共服务保障,改善劳资关系、注重兼顾专业技能与兴趣的就业培训,我国的服务业可容纳的就业人数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当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和特点出发,抑制经济减速可能带来的失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及扩大服务业就业比例,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使登记失业率维持在合理水平以下。
　　三、控制价格稳定的底线
　　当前经济运行条件下,需要严格控制流动性,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问题出现滥发货币的情况。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物价运行,CPI大致经过了三轮上涨,分别是1991—1996年、2007—2008年和2010—2011年。1991—1996年物价上涨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六年间M2增长率平均为29.4%。二是1992年初中央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投资消费快速上升,总需求急剧增加。三是外汇汇率上升,导致进口成本大幅增加 (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从5.7:1上升为8.3:1)。1996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折,消费者物价指数 (以下简称CPI)呈不断下降趋势。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出现低迷,全年CPI涨幅为2.8%,1998年CPI则出现负增长。2003年到2006年期间,全社会建设总规模扩大了2.4倍,扩张的规模比上一个四年放大近100%,结果造成产能急剧增加,产品供应能力迅速扩张并大大超过短期社会需求,形成产能过剩局面。2006年以来,随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货币供给流向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2007—2008年与2010—2011年的物价上涨,其原因更多的是在于CPI的购成因素上。异常气候引发国际粮价上涨,传导到国内,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CPI上行。2010—2011年食品涨价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4%和69%。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低迷,国际资本继续冲击黄金和石油,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上升,2010—2011年工业原材料价格(PPRIM)比2007—2008明显高出许多。
　　不容忽视的是,资本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造成了资产价格上涨。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看,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与之相关的是流动性的底线。截至2013年5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已达100万亿元,但资金利用效率较低,资金配置结构不太合理。据调查,目前我国资本利润率为22%,房地产为28%,而工业为6.4%。与实体经济相比,非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高,比较利益诱导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当前经济运行条件下,需要严格控制流动性,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问题出现滥发货币的情况。
　　四、加强对经济发展底线的“柔性管理”
　　失业率的“柔性管理”促使我们抓住影响就业的主要矛盾,解决好结构性失业问题,达到就业均衡状态;物价的柔性管理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新时期影响物价的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对通胀和通缩迹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预案。
　　消费者价格指数稳定、就业充分和GDP增长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目标。虽然有必要确定一个经济发展底线,但是这个底线并不代表是确定的一个点,笔者理解实际是一个波动的回归线。比如,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在潜在经济增长率附近波动,但经济发展的潜在增长率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值,而且潜在增长率也随着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经济发展速度底线的“柔性管理”就是要在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长率时,通过市场调节让其重新回到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回归线附近波动。就业率也是如此。萨姆尔森曾说:“当失业率达到10%的时候,政治家们可能会失去理智”。我们到底容忍多少失业率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失业率统计口径等综合考量的。
　　对失业率的“柔性管理”促使我们抓住影响就业的主要矛盾,解决好结构性失业问题,达到就业均衡状态。至于物价,关乎国计民生。每个国家的CPI并不具有相同的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CPI合理区间的确定由我国统计特点和经济发展状态决定的,其中的关键词是人口、粮食、房价和经济增长。我国CPI统计中食品类价格占三成以上,粮价上涨必然会导致CPI上涨。房价虽然没有列入CPI统计中,但住房价格关联诸多变量。次贷危机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大滑坡都和房价大幅度下跌有关。物价的柔性管理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新时期影响物价的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对通胀和通缩迹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预案,使物价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内。总之,注重对经济发展底线的柔性管理是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