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迈向民富”左右经济发展大计
——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
“应将解决收入公平问题放在与提高居民收入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去对待。收入分配改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断寻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
本报记者 李海楠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补贴政策后,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正会同业内企业商讨新一轮家电行业补贴政策事宜,政策相关细则和实施办法仍在商讨之中,推出时间或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初期。
消息一出,学界对“消费刺激政策频出料难见成效”的讨论再起,讨论焦点也自然由消费刺激政策本身延伸至影响消费的根本决定因素,即居民收入。一直以来,被视为民生之源的居民收入都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却至今难以顺利破题的民生要义,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对扩内需目标的达成独具的重要作用也已获得全社会公认。
然而,如何真正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有着怎样的重要影响?就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提高居民收入须遵循三条路径,即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改革现有收入分配格局、增加社会福利。王晋斌强调,能否从国富尽快迈向民富,实现居民收入稳步、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计。
刺激政策难如预期治本须遵循三路径
近年来,为应对外需下滑,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补贴等一系列刺激市场消费的政策,以期通过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骤增,居民收入呈下滑趋势的综合作用下,尽管刺激政策获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足以使经济获取持久增长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其中,二季度7.5%的增速相比一季度 (7.7%)呈现下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在上半年以53.9%的经济增长贡献率重回第一动力,而消费则以45.2%居于次席。
坊间舆论普遍认为,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退出直接导致了消费贡献率的下降。但在王晋斌看来,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他认为,经济下行和居民收入增速趋缓才是导致消费贡献率下降的原因。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仅为6.5%,不仅自身继续回落,增长率也低于GDP增速。
“收入增长,消费贡献率自然会上升。”王晋斌说,在经济下行、收入难增长的前提下,任何刺激消费的暂时性政策都难如预期,想要达到促进消费增长的目标,政策和改革着力点还须放在如何真正提升居民收入上来。
王晋斌认为,提高居民收入须遵循三条路径:一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二是改革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增加社会福利。 “经济恢复增长才能带动收入增长;收入分配格局应更多向民众倾斜;成熟可靠的社保福利体系有助于减少民众支出,降低生活成本。 ”王晋斌说。
王晋斌称,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应该权衡阻力,一并推进才能更好地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增收入应树立长期目标收入分配改革被寄厚望
王晋斌认为,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政府决策优先选择的增收方式一定是阻力和冲击力最小的。正因如此,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才会不断推出,且刺激政策往往被寄予刺激消费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双重期待,本次经媒体报道的节能家电补贴政策亦是如此。
“促进收入增长,政府决策必须树立长期目标,同时,近期手段和政策也应以这个目标为前提,而不能总是依靠短期刺激政策。”王晋斌提醒,频出不断的刺激消费政策,表明当前经济尚未在正常轨道运行。而忽视市场自身需求,频繁刺激产业发展也极易造成产能过剩问题。
对于前述提高居民收入须遵循的三条路径,王晋斌强调,绝不能因为存在阻力和冲击力大就放任不管,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正是题中之意,可被寄予厚望。他认为,尽管在当前经济下行趋势下,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巨大,但必须逐步推进,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忽略民众的现状。
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坊间舆论不一,其中,不乏有观点认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振消费空间有限。理由在于:在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如果在初次分配时侧重对居民工资收入的上涨,势必导致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削弱我国产品竞争力;再分配由政府决定,最多只能通过资源税改革,获取更多政府收入,继而扩充政府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的资金。
但王晋斌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坚定推进。 “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分配都是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而民众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小,这个趋势必须扭转,否则极易导致扩内需成空话。 ”
对于坊间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产品竞争力的担忧,王晋斌表示,这势必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共同推进予以解决。他提醒,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长期过程,必须循序渐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同样如此。
“与长期目标相呼应,政府在近期可为的手段则可囊括刺激消费、提升社保覆盖率、提升最低工资指导线等。”王晋斌建议,当务之急是,应尽快建立与GDP增长相匹配的工资上涨机制,对企事业人员和公务员分类规划,避免一刀切,最终形成GDP上涨带动工资上涨,继而扩大消费的良性循环。
收入公平比肩收入增长居民增收左右发展大计
在持有 “收入分配改革对扩消费作用有限”观点的诸多学者看来,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应该解决的主要是收入公平的问题,而非扩大消费的目的。
对此,王晋斌也认为,应将解决收入公平问题放在与提高居民收入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去对待。毕竟,任凭不公平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2003年至2012年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过去10年,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随后开始逐步回落。 10年间,基尼系数全部高于0.4 (0.4即国际公认收入差距较大的警戒线)。
“持续居高的基尼系数无疑给出了警示。 ”王晋斌认为,当前物价的居高不下,除了与货币量较大关系密切外,收入差距过大也是诱因之一。因此,解决收入公平问题同样重要,但这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不冲突。
王晋斌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断寻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能否从国富尽快迈向民富,实现居民收入稳步、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计。
“应将解决收入公平问题放在与提高居民收入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去对待。收入分配改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断寻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
本报记者 李海楠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补贴政策后,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正会同业内企业商讨新一轮家电行业补贴政策事宜,政策相关细则和实施办法仍在商讨之中,推出时间或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初期。
消息一出,学界对“消费刺激政策频出料难见成效”的讨论再起,讨论焦点也自然由消费刺激政策本身延伸至影响消费的根本决定因素,即居民收入。一直以来,被视为民生之源的居民收入都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却至今难以顺利破题的民生要义,而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对扩内需目标的达成独具的重要作用也已获得全社会公认。
然而,如何真正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有着怎样的重要影响?就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提高居民收入须遵循三条路径,即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改革现有收入分配格局、增加社会福利。王晋斌强调,能否从国富尽快迈向民富,实现居民收入稳步、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计。
刺激政策难如预期治本须遵循三路径
近年来,为应对外需下滑,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补贴等一系列刺激市场消费的政策,以期通过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骤增,居民收入呈下滑趋势的综合作用下,尽管刺激政策获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足以使经济获取持久增长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其中,二季度7.5%的增速相比一季度 (7.7%)呈现下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在上半年以53.9%的经济增长贡献率重回第一动力,而消费则以45.2%居于次席。
坊间舆论普遍认为,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退出直接导致了消费贡献率的下降。但在王晋斌看来,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他认为,经济下行和居民收入增速趋缓才是导致消费贡献率下降的原因。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仅为6.5%,不仅自身继续回落,增长率也低于GDP增速。
“收入增长,消费贡献率自然会上升。”王晋斌说,在经济下行、收入难增长的前提下,任何刺激消费的暂时性政策都难如预期,想要达到促进消费增长的目标,政策和改革着力点还须放在如何真正提升居民收入上来。
王晋斌认为,提高居民收入须遵循三条路径:一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二是改革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增加社会福利。 “经济恢复增长才能带动收入增长;收入分配格局应更多向民众倾斜;成熟可靠的社保福利体系有助于减少民众支出,降低生活成本。 ”王晋斌说。
王晋斌称,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应该权衡阻力,一并推进才能更好地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增收入应树立长期目标收入分配改革被寄厚望
王晋斌认为,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政府决策优先选择的增收方式一定是阻力和冲击力最小的。正因如此,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才会不断推出,且刺激政策往往被寄予刺激消费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双重期待,本次经媒体报道的节能家电补贴政策亦是如此。
“促进收入增长,政府决策必须树立长期目标,同时,近期手段和政策也应以这个目标为前提,而不能总是依靠短期刺激政策。”王晋斌提醒,频出不断的刺激消费政策,表明当前经济尚未在正常轨道运行。而忽视市场自身需求,频繁刺激产业发展也极易造成产能过剩问题。
对于前述提高居民收入须遵循的三条路径,王晋斌强调,绝不能因为存在阻力和冲击力大就放任不管,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正是题中之意,可被寄予厚望。他认为,尽管在当前经济下行趋势下,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巨大,但必须逐步推进,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忽略民众的现状。
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坊间舆论不一,其中,不乏有观点认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振消费空间有限。理由在于:在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如果在初次分配时侧重对居民工资收入的上涨,势必导致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削弱我国产品竞争力;再分配由政府决定,最多只能通过资源税改革,获取更多政府收入,继而扩充政府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的资金。
但王晋斌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坚定推进。 “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分配都是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而民众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小,这个趋势必须扭转,否则极易导致扩内需成空话。 ”
对于坊间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产品竞争力的担忧,王晋斌表示,这势必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共同推进予以解决。他提醒,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长期过程,必须循序渐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同样如此。
“与长期目标相呼应,政府在近期可为的手段则可囊括刺激消费、提升社保覆盖率、提升最低工资指导线等。”王晋斌建议,当务之急是,应尽快建立与GDP增长相匹配的工资上涨机制,对企事业人员和公务员分类规划,避免一刀切,最终形成GDP上涨带动工资上涨,继而扩大消费的良性循环。
收入公平比肩收入增长居民增收左右发展大计
在持有 “收入分配改革对扩消费作用有限”观点的诸多学者看来,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应该解决的主要是收入公平的问题,而非扩大消费的目的。
对此,王晋斌也认为,应将解决收入公平问题放在与提高居民收入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去对待。毕竟,任凭不公平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2003年至2012年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过去10年,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随后开始逐步回落。 10年间,基尼系数全部高于0.4 (0.4即国际公认收入差距较大的警戒线)。
“持续居高的基尼系数无疑给出了警示。 ”王晋斌认为,当前物价的居高不下,除了与货币量较大关系密切外,收入差距过大也是诱因之一。因此,解决收入公平问题同样重要,但这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不冲突。
王晋斌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断寻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能否从国富尽快迈向民富,实现居民收入稳步、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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