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速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升级

　　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向收益递减的转折阶段,必须从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集约创新型效率驱动增长转型。转型的核心是如何能持续改进效率并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
　　胡琳琳 郭万超
　　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明显下降,经济进入减速期。这一减速并非周期性波动的结果,而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结构性减速对中国并非坏事,应顺应此变化,利用新的优势,优化发展路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一、辩证看待结构性减速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GDP2011年达到5445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进入这个阶段往往会使得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增长减速。这种增速下调主要是长期的结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增长趋势改变。 “结构性减速”主要是指由于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进而导致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减缓。中国经济具有非均衡特点,经济发达地区更接近结构性减速的条件。 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分别达到12447美元、12784美元、13058美元、15085美元和17018美元,以5市为代表的中国特大型城市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 2007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GDP增长持续减速,天津市GDP增速徘徊不前。类似问题在沿海诸发达省份亦已出现。
　　从经济结构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也意味着需求与供给结构的重新调整。 “现代竞争战略之父”波特在研究发达国家 (地区)经济增长历史时发现,一国(地区)经济发展一般可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目前中国已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末期,开始向创新导向阶段转型,发达地区已进入创新导向阶段。面向新阶段的政策调整势必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
　　以上分析说明,“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是经济阶段高级化的反映。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它不仅没带来经济的快速下滑,还造就了均衡的经济结构。它们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改进。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向收益递减的转折阶段,必须从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集约创新型效率驱动增长转型。转型的核心是如何能持续改进效率并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其中,创新要素及经济活力的培育成为重中之重。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与新红利
　　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具有维持较高增长的潜力,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仅达到美国的18%,通过努力,中国经济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可见,18%起步的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仍是非常大的。
　　第二,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有巨大的腹地,中西部仍有大量待发展的区域,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十足。大国经济,不同于日本、韩国等相对的小国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不依赖外需的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原动力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呼声仍然是巨大的。这种改革动力完全可以被新一代领导人所凝聚,形成一股新的推动改革的力量。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如消除垄断和不合理行政干预等障碍,这方面潜力非常大。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诸多可资利用的新红利:
　　一是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结构的变迁减少了未来劳动供给,但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使有效劳动免于严重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下降,表明劳动力开始减少的“拐点”出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主要是通过与人力资本或技术结合成有效劳动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因而人口变迁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或技术革新的采用得以弥补。事实上,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近年来飞速提升,20—24岁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 1980年的 0.9%上升到 2010年的26%,略高于法国、瑞士、挪威等发达国家。
　　二是消费红利。劳动成本的上升在推动经济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经济进入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虽然会对我国经济形成消极影响,但实际工资上升是经济体均衡发展的关键环节,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的高投资率形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更高的工资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需求,从而激发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人力成本的上升将促使企业广泛研发或采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三是空间红利。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制约经济均衡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缓冲空间。中国东、中、西区域经济增长呈现突出的不平衡特点。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发达地区可能会拖累发达地区,然而,地区差异也有益于应对外来冲击、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发达地区的先进产业结构可以通过雁行模式促进不发达地区的产业演进,不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淘汰的产能和产业提供落脚点和新的发展起点。
　　三、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升级
　　在经济结构性减速和新的发展优势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必须实现发展路径的转型与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确立“稳速增效”的战略目标,明晰“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
　　一是通过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的机制调整。改革的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政府的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相辅相成的体制机制。通过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约束制度,使资源稀缺程度通过价格信号得到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等方面的代价得到有效补偿;通过彻底破除市场分割和行业垄断,使市场规模得以拓展、活力得以激发,提高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通过现代资本市场和金融体制使得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促进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产业集中度提高,从而促进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行政干预,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切实推进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二是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创新模式转型。创新驱动战略就是充分激发创新的活力和潜能,使其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最大动力。特别要指出的是,应树立创新服务于产业发展的理念,注重创新的应用价值、市场需求。从世界各大创新中心经验看,它们的创新都是瞄准市场最新需求、巨量需求的创新,是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真正成为了技术创新与应用转化的先导基地。因此,创新的主要标准不是看其是否新颖,也不是高精尖,而主要看其是否有商业价值,是否能运用于经济和产业。为此,应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权属、作价、交易、收益等相关问题,调整相关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加大对转化环节的支持力度。
　　三是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逐渐形成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快速崛起、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基本格局,继续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按照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布局,以培育不同地区新兴“城市群”为主要抓手,形成不同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城市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国家或区域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地域单元,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经济格局。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跻身于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中。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的重点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是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需求的升级将成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消费、投资、贸易和金融等都将围绕着与城市生产、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大发展机会而展开,能否抓住这一机会将成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是立基于生产率的实力。如果不加速改善服务业劳动效率,即盲目提高服务业比重,就会形成低效率的产业结构。中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英、法、美、意、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服务业的发展要特别注重效率改进,并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
　　(作者单位:胡琳琳,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郭万超,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