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民间担忧增速下滑原因有三

　　本报记者 林春霞
　　我国经济经历了多年高增长后，从去年开始增速调回到8%以下，曾有专家指出，这是理性回归，是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调结构所必需的。然而，民间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却表现出一些担忧情绪，有人甚至担心，我国经济从此可能会出现乏力，一蹶不振。
　　而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日前在《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发布会上表示，在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拐点时，GDP保持在7%—8%之间的增长目标已经不低了，属于政策目标锁定的范围，没必要恐慌。
　　但是，针对民间表现出来的恐慌情绪，刘伟也作了一些深层次分析。他认为，人们对增速下滑如此担忧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
　　第一，转方式、调结构和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尚未达成。与过去相比，增长不高，增速适度回落，主要是为了淘汰一批低产值的企业与低效能的产业。但是，最终没有达到淘汰目标，反而付出了许多代价，经济也不活跃了。这其中主要是掺杂了一些人为因素，特别是行政因素，一些产能过低的企业本应淘汰，结果却没淘汰，依然存在。
　　第二，在通胀管理方面，货币流通速度与效率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今年3月末，货币存量突破103万亿元，去年只有94万亿元，货币存量与GDP比保持2∶1比例，货币流通速度保持20%左右，这也符合调控目标。但是，当前矛盾是：银行缺钱，企业也感觉没钱。货币流通效率不高，根本原因是总需求量不大，导致货币在虚拟市场晃悠，因而出现民间炒蒜、炒绿豆、炒石头等现象，即钱回不到实体经济上。
　　第三，7.5%是今年年初中央确定的增长目标，对此本不应该争议，而现在却出现了争议，这主要是背后利益点不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国企与私企，目标不一样，利益与责任的博弈没取得一致。中央要转方式、调结构、适度降低增速，而地方政府则要反通胀，保增长。
　　刘伟认为，民间对增速下滑的恐慌在于，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多元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目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不变，财政与货币政策采取松紧搭配，这有利于降低风险，但财政与货币两个政策不在一个方向，效果有可能互相抵消，只能稳中求进。
　　此外，刘伟强调，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考虑短期治理问题，还要考虑中长期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依靠深层次改革，以改革推动发展。譬如，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以改革要素市场为抓手，对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进行确权。城镇化如果离开了土地市场化，将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刘伟表示，新时期改革却面临着许多复杂性、艰巨性与不确定性。“改革势必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受益者一方面不愿打破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又想获得更多利益。在改革面临攻坚区、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只有依靠群众，党的群众教育路线方向非常明确。 ”刘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