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代表不贬值

    近日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中，中美双方共同承诺“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在美元升值周期背景下，这一承诺的主要含义是中方承诺“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
    笔者第一次听闻中方这一说法是在6月初。6月初，成立于1978年的致力于各国中央银行间坦诚交流的G30（三十人小组）会议在上海召开。该会议是不对外报道具体讨论内容的，但流传出来的说法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这次会议上表示：我们不会让人民币出现竞争性贬值，中国不会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提升自己国内的竞争力。
    “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说法，首先来自G8会议。2009年7月G8会议声明称，各国领导人同意“尽量不采取竞争性的本国货币贬值措施”。2012年底日本推出“超量化宽松政策”，推动日元竞争性货币贬值，引来国际舆论的很多声讨。
    何谓竞争性货币贬值？
    这一概念并不清晰。如果把一个货币的贬值行为分为“竞争性贬值”和“非竞争性贬值”，按笔者的理解，“竞争性贬值”应是政策推动的贬值，“非竞争性贬值”可以更多称为非政策推动型贬值，或者说市场力量推动的贬值。
    “中方承诺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应该避免陷入“中方承诺避免人民币贬值”的误区。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力量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应贬值，货币当局应该顺应市场力量，这种人民币贬值不属于“竞争性贬值”。
    2008年危机之后美联储先后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导致美元在2009~2010年间大幅贬值，当时大量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巴西财政部部长曾批评美联储的货币贬值行为。可以说，当时的美元汇率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贬值”意味。2012年底至2013年，日本央行推动超量化宽松，并推动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则是有代表性的“竞争性贬值”。
    可见，“竞争性货币贬值”往往和量化宽松或一些央行的宽松政策相关，央行的货币宽松通常都会推动汇率贬值。
    很显然，中国央行当前所执行的是稳健型甚至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取向，6月份“钱慌”事件即是代表。在这种环境面前，中国央行是不具备通过宽松政策去推动人民币汇率贬值，也就是竞争性贬值的条件的。
    货币汇率是两只货币的比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是由人民币决定，还由美元决定。美元对人民币升值的含义，即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因此，在当前中国央行的政策取向之下，在当前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不属于“竞争性贬值”。
    今年6月，众多新兴市场货币如印度、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货币均对美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这些货币的贬值行为，显然不是“竞争性贬值”，而是“市场性贬值”。
    因此，市场对中方承诺“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不应绝对性解读为“避免人民币贬值”。
    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也不应陷入所承诺的“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的窠臼，而不认可市场推动的“人民币贬值”。
    在此笔者想重复一下2008年9月~2009年3月的市场叙事。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我国出口连续12个月同比萎缩。这期间市场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NDF市场一年期贬值幅度曾高达8%。但人民币维持了对美元汇率的实质固定汇率，结果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显然，这期间，人民币通过行政性、政策性手段，强势维持了升值态势。
    韩元则是市场化的典型。2008年7月至2009年3月，美元指数约升值23%，但同期韩元兑美元贬值幅度高达36%。这导致韩元有效汇率迅速贬值，维护了韩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而且，在国际市场看来，这并不是“竞争性贬值”。
    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政策背景下，美元汇率进入中期升值通道，新兴市场货币目前总体对美元态势趋贬，这并不是新兴市场的“竞争性贬值”行为，实际上印度、印尼、巴西等国已在担心和避免其货币的贬值，人民币NDF市场也再度出现贬值预期。在这种市场背景下，中国央行应避免陷入“避免竞争性贬值”的误区，通过放宽波幅、减少干预，允许人民币汇率“市场性贬值”的发生。（作者系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