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共融要突出三条主线

　　—湖北宜昌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的评论

　　魏昊星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迎来了发展新“引擎”，中西部地区部分“支点”城市正由大城市向特大城市迈进。特大城市的建设不是简单的面积扩大和人口增加，它的建设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关键就是要抓住“产城共融”这个“牛鼻子”。湖北宜昌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产业是现代化特大城市的支撑，产业与城市，互为依托，相互作用。产城共融共兴，是中西部现代特大型城市建设的科学路径。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史。著名的《雅典宪章》指出：“现代城市要注重解决好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并且使之相互协调、平衡发展。”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特大城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所、一个钢筋水泥的聚合体，而是力求通过全面系统的城市功能，能够真正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工作生活场所、更健全的社会保障服务、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产城共融”来实现，它主要体现出三条主线。

　　主线之一：空间布局重在可持续

　　城市建设首先在规划，城市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要用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分析论证，最大限度地避免规划实施中长期目标与短期建设的矛盾。要给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都留足“腾飞”空间，以期实现用几十年的规划管上几百年的发展。

　　特大城市建设要给生态环境留有空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土地、水源、空气等自然资源的消耗是每一个城市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在城市布局上就应有所考量。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必须更好地把城市发展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致力于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绿色发展格局。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资源环境留下足够的空间，不失时机地加大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力度，绝不能让经济发展突破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底线。宜昌在现代化特大城市建设过程中，宜昌新区规划220平方公里，一多半都是保留的青山绿水和待建城市景观。江北主打行政商贸牌，“山在城中”突出城市功能;江南主打文化旅游牌，“城在山中”，均突出生态环境，山水相宜，使城市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得益彰。

　　特大城市建设要给百姓生活留有空间。特大城市布局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潜力，更影响到百姓生活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城市既是产业发展的平台、经济活动的场所，也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城市发展不能侵害百姓的生活空间，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不顾百姓生活的舒适与便利，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北京等特大城市出现的拥堵、污染等城市病要在今后的特大城市建设中予以避免。在宜昌的建设实践中我们看到，13个组团都有均衡协调的城市布局、互为依托的城镇体系、功能齐全的服务设施、蓝天碧水的生态环境;具体到每个街区、每栋建筑、每块绿地又风格各异、独具特色，实现了通达性、功能性、生态性、安全性的和谐统一。

　　特大城市建设要给产业扩容留有空间。特大城市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扩大、逐步完善、逐步升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城市规划过程中，产业园区的建设要有前瞻眼光，征地、交通路网、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不能局限于眼前的投资规模，不能仅仅满足当期企业的需要。要对投资、招商、产业链延伸进行动态评估，在园区建设初期就做好规划和系统配套，避免出现因空间不足导致产业发展受限。还要充分发挥特大城市大交通、大区位、大产业、大园区、大空间的优势，积极推动与周边城市政策共同争取、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共同培育、环境共同营造，在逐步实现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拓展特大城市产业发展空间。

　　主线之二：产业支撑拓展城市功能

　　产业是城市的基础、支撑和动力。一座城市缺乏产业支柱、缺乏产业支撑，就像一座楼房没有地基、没有顶梁，一遇风雨、难以支撑，城市建设就没有持续动力，人口聚集就没有就业岗位，市场培育就没有配置空间。

　　特大城市要结合区位条件发展产业。区位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资本。特大城市要将区位作为优质资产进行管理和营运。核心产业的设置必须充分利用城市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得到发挥不仅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路径，也是城市产业聚集和辐射的重要渠道。忽视区位条件就是放弃发展机遇，特大城市产业发展要对具有比较优势，但正在成长的企业、产业适时予以政策支持和鼓励，使区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宜昌布局沿江“万亿经济走廊 ”，剑指化工、食品饮料、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6大千亿级产业，积极引导产业向沿江地区集中、项目向开发区园区集中、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加快打造亿吨组合新港，加快构建千亿级大园区和千亿级大产业，沿江地区已经成为要素承载功能最优、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带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的经济带。

　　特大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发展产业。文化旅游、现代物流是宜昌定位的6大千亿级产业。宜昌地处“三峡门户”、“川鄂咽喉”，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大型船舶无法通过船闸直抵下游，货物必须在宜昌翻坝转运，才能通江达海。因此宜昌以多式联运为核心，全力推进三峡现代物流中心建设，发展临港产业、临空产业和临铁产业，打造长江中上游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宜昌还拥有长江三峡、清江、九畹溪、车溪等丰富的景观资源，又有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屈原故里等工程、人文景观，宜昌做大文化旅游产业是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实践。

　　特大城市要根据完善城市功能，放大辐射带动发展产业。一是全面提升综合性交通枢纽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区位优势，精心谋划重大交通项目，统筹推进水公铁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现代交通体系，把特大城市打造成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二是要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动区域市场的培育与整合。区域市场的培育与整合对于特大城市而言不仅是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特大城市和周边地区经济互动和互惠共赢的前提。生产力发展要求具有更多的资源和市场量供给,城市内部市场的供给是有限的,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生产力发展所需。特大城市在区域市场建设上,应跳出一城一池的得失,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进行考虑,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规制的衔接、网络的完善、市场的行政管理等方面,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区域市场整合。

　　主线之三：发展红利要为百姓共享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了145次，字里行间充满着浓厚的民生情怀和对民生幸福的庄严承诺。民生既是经济，又是政治;既是目标，又是动力。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城市扩张、财富积累，而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切实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特大城市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与百姓分享发展成果，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是改善民生、提升幸福指数的根本所在。城市归根结底是人的集合，特大城市的产业兴旺和辐射带动最终要落脚到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升上。特大城市建设不能将经济建设、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割裂开来。要始终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坚持走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百姓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特大城市建设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应拓展收入渠道、提升收入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和创业政策，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以项目建设扩大就业，以自主创业促进就业，以支持小微企业带动就业，以加强培训推动就业，积极开发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规模，更好地让人民群众有事干、有钱赚。

　　综合服务功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化特大城市必须要有特大的综合服务功能、特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和特优的综合服务品质。城市规模离开了服务功能，就会有形无质、大而无用、名不副实。要始终坚持四个先行——路网先行、公建先行、安置先行、生态先行，统筹谋划、合理布局，功能配套、系统推进，精细建设、一步到位，全面形成与现代化特大城市相匹配的城市交通、市政设施、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生态环保、能源供给、信息网络、防灾应急等综合服务体系;完善教育、医疗、商贸、文化、体育、科普、娱乐等公共服务功能。要真正把民生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烦什么、怨什么、想什么、盼什么，敢于和善于用整合的办法、灵活的办法、变通的办法、试验的办法直面民生难题、解决实际问题，边试、边创、边总结、边推广，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民有所难、必有所助，民有所忧、必有所虑，民有所求、必有所为，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特大城市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为百姓提供优质服务，让百姓融入城市。特大城市进行社会管理和创新，要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倾听百姓声音，积极为百姓排忧解难。要深入推进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探索建立现代化特大城市民生幸福制度体系。积极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制度体系。尊重广大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断将富民惠民安民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及时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保障民生幸福管长远、管根本的制度体系。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对于应该由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一定要做到人员到位、投入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只有把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好，才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要通过完善法规政策、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好社会组织、畅通公民参与渠道等，优化好社会管理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