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阴暗面
中国经济增长的阴暗面
“在短短的30年中,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快速的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环境、健康和社会成本,其他国家应该对仿效中国模式持谨慎态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部门高级研究员黄严忠提醒道。笼罩北京和其他城市的烟雾阻碍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会带来长期的健康问题。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加上不健全的监管制度,使得40%的中国湖泊和河流受到了严重污染,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和扩大的不平等状况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削弱了政府作出牺牲、制定解决方案的政治意愿。富人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了国外,这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和政府并没有什么信心。作者认为,国内的诸多挑战应该成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中国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注定要留名史册的。但是历史也会记录下中国人由此付出的、以及在未来岁月里将继续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稳步上升,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有底气宣称对其发展模式具有“坚定的信心”。与此同时,中国看似强大的威权资本主义也使得一些美国学者相信,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西式民主的替代方案。亚洲专家约书亚?库兰特兹克(Joshua Kurlantzik)认为,中国体系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了“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对民主资本主义最严峻的挑战”。
与这种神化的中国形象相反,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重重危机。中国庞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使健康、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挑战更为突出。
以空气污染为例。在中国北部,不超过2.5微米的颗粒物(或PM2.5)——这是一种最为有害的有毒烟雾的浓度已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最高级别的40倍。这种空气污染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后果: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室外空气污染已经导致120万人夭亡,几乎占到了全球总量的40%。根据德意志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到2025年,中国的空气质量会恶化70%——燃煤废气以及车辆和工业废气不断增加,2013年,两者产生的PM2.5空气污染物占到了总量的85%。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健康、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挑战更为突出。
水污染是中国经济飞速崛起需要付出的另一个代价。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对化学品处理方面的不善监管,中国有70%以上的湖泊和河流遭到了污染,其中有接近40%的河流受到了“严重污染”。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世卫组织最近估计,中国每年有接近十万人死于与水污染相关的疾病。
3月,黄浦江中发现了大约两万头死猪,这加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担忧。中国研究人员2011年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估计每年有超过9400万中国人会患上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其中大约有8500人死亡。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因为由食品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的统计数据往往是被排除在外的。2011年南京农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销售的大米中有10%含有过量的镉,一些研究人员估计,多达70%的中国农田被有毒化学品污染了。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中对有毒化学物质的广泛生产和消费污染了水源、空气和农田,导致了多达四百个所谓的“癌症村”,这些地方癌症的发病率异常地高。总体而言,相比30年前,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增加了80%。
快速增长是有代价的。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代价的。伴随着近期的经济繁荣,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也一直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基尼指数在0到1之间,数字越大,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快速发展引发不平等现象加剧,这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堪比菲律宾和俄罗斯,相比日本、美国和许多新开放的东欧国家差多了。王小鲁是北京一家独立的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他的调查显示:据估计,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65倍。高度的不平等现象增加了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即发展水平停滞在低于先进经济体的水平。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这一社会危机,那么弱势群体与少数掌权阶层之间可能会出现对立状态。
中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加剧了现有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创造了新的机遇,使腐败现象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更为普遍。十余年前,两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认为,约有80%的中国政府官员存在腐败行为,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保守估计,中国每年的腐败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大约为2000亿美元。与格里希阿密特体制(Greshamite system,奖励不良行为,使得良好行为越来越少)相类似,中国的腐败现象几乎触及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成员。2011年10月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约有8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重大的道德滑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遵守道德标准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社会政治问题威胁着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其全球的领导人角色。
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就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说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难以接受,就连那些从快速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人也认为,现有模式不再适合中国了。1月,北京被厚厚的有毒雾霭笼罩着,一位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女演员写道:“移民潮和各种诱惑都不足以让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但是今天,有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以后我会去哪里安度晚年呢?”
政府呼吁人们对现有体系持有更多信心,但是并没有得到中国新富们的响应,他们用脚投票,选择了移民。中国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净资产6000万人民币(或1000万美元)的富人中已经有14%选择了移民,另外有46%的人也对搬迁持积极态度。对现有制度缺乏信心,也可以从金钱外流现象中看出来。虽然中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了限制,但是过去十年中,还是有多达3.72万亿美元的数额流出了中国。
显然,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在威胁着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如果不能解决这些无法估量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成本问题,那么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而中国认为那是其应有的位置。举个例子,如果中国人没有清新空气呼吸,没有安全的水来饮用,也没有未受污染的土壤供其生活和耕作,那么中国要再创其伟大成就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中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将解决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不幸的是,中国崛起的诱人故事可能会蒙蔽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此中黑暗的一面。■
“在短短的30年中,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快速的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环境、健康和社会成本,其他国家应该对仿效中国模式持谨慎态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部门高级研究员黄严忠提醒道。笼罩北京和其他城市的烟雾阻碍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会带来长期的健康问题。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加上不健全的监管制度,使得40%的中国湖泊和河流受到了严重污染,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和扩大的不平等状况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削弱了政府作出牺牲、制定解决方案的政治意愿。富人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了国外,这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和政府并没有什么信心。作者认为,国内的诸多挑战应该成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中国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注定要留名史册的。但是历史也会记录下中国人由此付出的、以及在未来岁月里将继续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稳步上升,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有底气宣称对其发展模式具有“坚定的信心”。与此同时,中国看似强大的威权资本主义也使得一些美国学者相信,该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西式民主的替代方案。亚洲专家约书亚?库兰特兹克(Joshua Kurlantzik)认为,中国体系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了“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对民主资本主义最严峻的挑战”。
与这种神化的中国形象相反,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重重危机。中国庞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使健康、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挑战更为突出。
以空气污染为例。在中国北部,不超过2.5微米的颗粒物(或PM2.5)——这是一种最为有害的有毒烟雾的浓度已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最高级别的40倍。这种空气污染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后果: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室外空气污染已经导致120万人夭亡,几乎占到了全球总量的40%。根据德意志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到2025年,中国的空气质量会恶化70%——燃煤废气以及车辆和工业废气不断增加,2013年,两者产生的PM2.5空气污染物占到了总量的85%。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健康、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挑战更为突出。
水污染是中国经济飞速崛起需要付出的另一个代价。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对化学品处理方面的不善监管,中国有70%以上的湖泊和河流遭到了污染,其中有接近40%的河流受到了“严重污染”。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世卫组织最近估计,中国每年有接近十万人死于与水污染相关的疾病。
3月,黄浦江中发现了大约两万头死猪,这加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担忧。中国研究人员2011年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估计每年有超过9400万中国人会患上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其中大约有8500人死亡。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因为由食品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的统计数据往往是被排除在外的。2011年南京农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销售的大米中有10%含有过量的镉,一些研究人员估计,多达70%的中国农田被有毒化学品污染了。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中对有毒化学物质的广泛生产和消费污染了水源、空气和农田,导致了多达四百个所谓的“癌症村”,这些地方癌症的发病率异常地高。总体而言,相比30年前,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增加了80%。
快速增长是有代价的。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代价的。伴随着近期的经济繁荣,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也一直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基尼指数在0到1之间,数字越大,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快速发展引发不平等现象加剧,这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堪比菲律宾和俄罗斯,相比日本、美国和许多新开放的东欧国家差多了。王小鲁是北京一家独立的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他的调查显示:据估计,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65倍。高度的不平等现象增加了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即发展水平停滞在低于先进经济体的水平。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不能解决这一社会危机,那么弱势群体与少数掌权阶层之间可能会出现对立状态。
中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加剧了现有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创造了新的机遇,使腐败现象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更为普遍。十余年前,两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认为,约有80%的中国政府官员存在腐败行为,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保守估计,中国每年的腐败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大约为2000亿美元。与格里希阿密特体制(Greshamite system,奖励不良行为,使得良好行为越来越少)相类似,中国的腐败现象几乎触及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成员。2011年10月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约有8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重大的道德滑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遵守道德标准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社会政治问题威胁着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其全球的领导人角色。
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就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说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难以接受,就连那些从快速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人也认为,现有模式不再适合中国了。1月,北京被厚厚的有毒雾霭笼罩着,一位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女演员写道:“移民潮和各种诱惑都不足以让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但是今天,有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以后我会去哪里安度晚年呢?”
政府呼吁人们对现有体系持有更多信心,但是并没有得到中国新富们的响应,他们用脚投票,选择了移民。中国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净资产6000万人民币(或1000万美元)的富人中已经有14%选择了移民,另外有46%的人也对搬迁持积极态度。对现有制度缺乏信心,也可以从金钱外流现象中看出来。虽然中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了限制,但是过去十年中,还是有多达3.72万亿美元的数额流出了中国。
显然,深刻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在威胁着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如果不能解决这些无法估量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成本问题,那么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而中国认为那是其应有的位置。举个例子,如果中国人没有清新空气呼吸,没有安全的水来饮用,也没有未受污染的土壤供其生活和耕作,那么中国要再创其伟大成就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中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将解决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不幸的是,中国崛起的诱人故事可能会蒙蔽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此中黑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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