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从计划就是法律转向扩张投资的急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的计划经济，强调"计划就是法律"。但资本具有扩张的天性，它要在高度集中的体制夹缝中找到一切可以突破的表现形式。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扩张投资的急先锋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国家计委。
    首先，是国家计委本身在追求所谓高指标下的投资扩张。除了1956年的投资冒进以外，在计划经济时代发生过三次大的投资规模膨胀即资本扩张。第一次是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从国家计委到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大家都要编制"两本账"，导致了全国范围的计划层层加码；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0～1975年，在"四五计划纲要"上提出大办"五小"、一省一个工业体系、扭转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第三次是1978年的"大干快上"，全国要搞"十来个鞍钢"、"十来个大庆"，由"22个引进项目"引发了"洋跃进"。这三次主要问题出在高层领导的急于求成，想找出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捷径，由此导致国家计委的投资（资本）扩张冲动，几次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往往是"生产压基建，基建压财政，财政挤银行"，最后投资规模失控，逼得"银行发票子"。
    固然，前两次的投资规模失控，也有相当部分是地方政府"平调"集体所有制单位的钱，或者在财政预算上打"超收"，其实是指望"寅吃卯粮"。最后"平调"要还钱，或者"超收"落空，都表现为地方财政的窟窿，只能是中央财政拿钱，还是逼着银行"发票子"。还有相当部分是企业乱拉资金，或者是挪用银行贷款，或者是"基建挤大修，大修进成本"，最后是银行逼债，或者少交税利，仍然是挤了财政和银行。但是，主要问题出在国家计委追求高指标的指导思想，酿成了全国追求扩张的气氛，这其实是国家计委本身对"计划就是法律"的冲击。（曹尔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