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种地”争议

　　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再度掀起关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争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李昌平在会上直言，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与农民争利。“尤其是占用农民土地建农业基地，会打散我国的小农经济传统，这种方式可能会有问题”。

　　与李昌平相隔而坐的联想控股旗下佳沃集团总裁陈绍鹏略显尴尬。数日之前，联想正式举行了佳沃这一农业品牌的发布会。目前，联想拥有约2.5万亩水果基地。

　　在他看来，中国农业相对于国际远远落后，包括农业产业链的耦合缺失、低效经营，还有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市场性缺失。“而打破这些桎梏，需要有几十年市场打拼经验的企业来带动，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发展。”陈绍鹏说。

　　工商资本入农的现象在近几年不断增多。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比2009年增加115%，占流转总面积的10.3%。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安徽调研时发现，入农资本鱼龙混杂，部分企业借“种地”之名，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农村圈地潮。

　　政策层为了达到农业产业化发展与保护耕地及农民利益的双重考虑，一直抱以左右兼顾、并留有余地的态度。“国家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业”、“鼓励适合产业化运营的种养业”、“但是不提倡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耕地”这些措辞，一直是农业部官员在公开场合保持的口径。

　　然而，该部有一些官员私下对记者透露，他们对例如联想这类资本大鳄进入农业，实际上抱有期待。

　　农业部经济与信息管理司一位处长表示，联想等企业投资农业，如能遵守政策，真正做到对农业和农民负责，那么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十分利好。但是由于国家必须从粮食安全等大局考虑，因此会严格控制资本对农民土地的租用。

　　联想逼近“红线”

　　5月8日，联想举行的农业品牌佳沃发布会上，董事长柳传志亲自带队，并邀请了国内知名土地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参会。柳传志表示，坚定做农业，源于周其仁的“冻土层松动”理论，即农民工大量出现之后，经济被带动起来，从而与联想传统业务形成互动，这部分人群将成为联想电脑的新用户。

　　联想投资农业，起点设在水果基地。至今，联想控股先后收购了青岛沃林等多家公司，并直接、间接在山东青岛、四川双流、陕西周至、河南西峡等地拥有约1.5万亩的蓝莓基地和约1万亩的猕猴桃基地。

　　建立基地，需要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随着农民进城，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荒置，国家鼓励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而另一方面，由于担心工商资本入农后，占用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政策对土地流转对象存在严格限制。

　　2013年初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指出，不提倡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地占用农民耕地，相对来说更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业。

　　从这个角度讲，联想收购水果基地、直接包地种植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逼近政策“红线”。

　　陈绍鹏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企业只限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那么种植环节若要保证效率和质量，则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发挥关键作用。

　　“实际上，企业+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是工商资本入农的最理想模式，也是农业部提倡的模式。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尚未发展成熟。”陈绍鹏解释，如果企业与单个农户对接，则面临成本上升与操作困难的难题，如要为农户提供种子以及传授新的种植、灌溉等技术，但农民在主观意愿与操作能力上对新型种植方式的接受往往难度较大。

　　《品牌农业》作者、“三农”问题专家娄向鹏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联想面对的这个问题，也是其他一些真正有意从事农业的企业面对的难题。

　　正是存在这些现实的纠结，联想眼下选择了直接包地种植，在此基础上再图长远布局。陈绍鹏希望通过直接参与种植环节，向农民渗透新的技术与运营模式，从而逐渐培育起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的发展，带动农民组建公司化的家庭农场。

　　农业产业化的盈利关键在于规模化生产，因此，联想继续扩大经营范围是日后必行举措，为了避免更多触碰红线，尽量控制租用农地面积，陈绍鹏认为，联想日后将探索经营农业的两种其他模式：一个是托管模式，一个是借用IT届的ODM（原始设计制造商）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托管模式之下，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到企业手中，租期一般为十年，企业全部负责土地的生产、管理和运营，最后农民和企业按利分成。

　　ODM模式之下，土地不用流转到企业，企业只是负责教授、监督农民去进行生产，需要更多专业化的种植户，也需要农民和企业之间的磨合。联想正在和即将探索的以上模式，可视为工商业资本入农时处理土地流转问题的探路之举。娄向鹏表示，如能取得一定成效，有可能为其他企业带去借鉴和模仿的意义。

　　又一轮资本圈地潮？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除真正从事农业的企业包地种植以外，另有一些工商企业之所以乐于涉入种地环节，往往属“醉翁之意不在酒”。近年来，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在安徽、湖南、湖北、江苏等地，从钢铁、房地产等行业抽身入农的企业不在少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指出，很多企业并非真正“务农”，多从事非粮化、非农化生产，实为借农业圈地，并套取农业补贴，甚至影响粮食安全。

　　记者在安徽省当涂县调研时发现，由于毗邻南京，在火热的“郊区经济”中，该县已逐渐成为农业投资青睐的热土。在当地一位知情人引荐下，《财经国家周刊》采访了其中的两大投资公司，一个隶属当地钢铁巨头杜少荣，另外一个则归属上海某建材老板。

　　两家公司分别成立了长钢农业科技公司和东吴众缘农业发展公司，分别从当涂县流转8555亩和1.57万亩的耕地，所租用土地隔水为邻。按照计划，十年之后，两个庞大的“集种养、生态旅游、观光、科技示范一体的农业园区”将会出现在这个安徽江苏边境的小县。

　　长钢农业一位负责人说，目前正在修路，以打通南京市和当涂县，一旦道路修好，发展旅游观光的前景很是明朗。

　　“这些项目虽然名义上包含种养、生态旅游、观光等多个项目，但是发展的重点不在种养，预期回报主要还是要靠旅游、观光农业等第三产业。”一位曾参与长钢农业项目的当涂县某镇镇长对记者透露。

　　他表示，这些园区包含“种植”内容，虽然用于种植或者耕种粮食的面积比例，可能低于相关政策规定，但并非完全改变土地用途。企业正是通过这种“打政策擦边球”的方式，来实现圈地经营。

　　杜志雄在各地调研时，也屡屡见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种养、加工、观光等一二三产业联动，来混过政策限制关，达到圈地目的。“这有可能是继汽车圈地、工业园区圈地后，资本掀起的又一轮圈地潮。”杜志雄说。

　　两难政策待明确

　　工商资本入农的复杂现状，为政策制定和监管带来挑战：必须管住各种圈地乱相，同时也要鼓励、支持资本能够真正从事农业，加速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

　　对于企业入农资格，以及何种情况下可以涉入种植环节，目前政策层面尚缺乏硬性规定。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只做了原则性规定，要对进入农业的企业设定严格的准入和监督制度。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表示，具体的制度标准，迫切需要农业部等相关管理部门去制定、执行和实施。

　　娄向鹏认为，国家要保护好“联想们”的利益，不能因为存在圈地热，存在利益投资者，就对所有企业租用耕地划定红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则十分看重企业的准入资格，他主张建立农业生产法人制度，非农企业一定要提交详细的可行性方案，避免部分圈地或违规经营的企业“忽悠”政府和农业。

　　有些专家建议，对于一些资本雄厚的企业，首要看其前三年有没有农业的生产经验，或者有没有农业工程师人才，方决定准入与否。

　　除了准入制度，更要做好动态监管。在杜志雄看来，第三方组织的建立十分重要，不能只依靠卫星遥感和政府力量，还要吸收广泛的社会监督。另外，还要实行企业年检，建立严格的惩罚和问责机制。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现实中的监管存在地方利益掣肘。地方政府基于短期利益或认识偏差，可能鼓励部分工商资本加大租用农地而疏于监管，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站在一起，对一些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进行强制流转。

　　有地方政府人士私下对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孙中华反映，大多数农民还是愿意将土地流转给企业的，这样既可以挣租金，还可以外出打工，他们质疑，为什么一个对农民和企业都有好处的做法不能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孙中华以及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农民失去土地，就相当于失去了立根之本，遇到经济危机或者物价上涨的情况，仅凭租金和打工钱或许不足以维持生计。

　　有受访人士表示，迫在眉睫之事是出台相关规定，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由于农民面对企业时出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帮助农民认识土地的重要性；并且，地方政府应按照国家鼓励的方向，用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土地流向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

　　4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要求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股份合作社被摆在五种被鼓励的新型经营主体首位。其他四种分别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专家认为，这说明股份合作社或将是今后中央最主要支持的模式。此前，农业部曾就股份合作专门起草条例，专家建议现在应重新起草。“最终必须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张晓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