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攻坚的行动路线
——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专家观点综述
研讨会综述
匡贤明 何冬妮
2013年6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主题为 “改革攻坚的行动路线”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劳动学会、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当前改革的总体形势、重大任务和推进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充分认识“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形势
1.危机倒逼改革。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关键阶段,以往大量消耗资源、过多依靠投资、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支撑高速增长的模式到了必须转变的临界点,不深化改革就可能发生大的危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需要高度重视四大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二是产能过剩严重;三是权力和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四是公权力的约束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当前尤其需要警惕失业危机和征地拆迁、污染等引发群体性事件增多带来的危机。
2.新阶段推进改革的难度大、阻力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认为,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深水区,难度大,阻力也较大,攻坚克难的任务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新阶段推进改革面临三个非常大的缺失:从组织形态看,各类组织功能有很大的缺失和错位,尚不能构成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从市场形态看,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权利形态看,权利义务体系很不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指出,过去十年来,有些改革短期推起来很容易,但也由此形成了既得利益,从而给中长期改革带来阻力。
3.尽快制定改革跑赢危机的路线图。迟福林认为,当前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定背景下,要求我们客观把握全面转型的大趋势,抓住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来形成未来3—5年的改革行动路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指出,新阶段改革路线图要“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中长期,要兼顾10—15年的改革;大视野,要有全球视野、转型国家视野和“五环改革”视野;攻重点,力争在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改革上有所突破;说新话,与过去改革提法相比,要有所超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要有危机意识,主动把握改革;否则等到危机来了再改,就成了被动改革。
二、以跑赢危机为导向加快改革攻坚
1.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攻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当前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素市场化进程缓慢。经济领域改革关键是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周天勇提出,从化解风险与危机出发,经济改革有两大攻坚任务:一是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创业和就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二是改革国有集体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实现“延长年期,赋予产权,平等入市,以税代金”。常修泽认为,“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需要推进五大重点改革:推进“结构性破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新一轮财税改革,首先,在财政层级“扁平化”的前提下深化省以下分税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由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解地方财政困难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的制度性原因;其次,加快直接税制建设步伐,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第三,创新财政管理机制,包括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财政收支绩效考评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
2.以培育社会自组织能力为重点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攻坚。王一鸣认为,社会领域最核心的是要建立社会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是政府责任。宋晓梧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政府、社会、企业这样一种三维体制,其中社会主要是由社会组织、中介机构构成。各类市场主体需要一个有自组织能力、自协调能力的公民社会。建议尽快取消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赋予社会组织自组织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改革社会组织体制,一是免于登记的国办社会组织需要分类改革;二是已经登记的公办社会组织要与政府脱钩、去行政化;三是统一制定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制度,适度提高公益捐赠扣除比例;四是大力发展综合农协,以此探索农村社会体制改革新路子。
3.把政府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突破口。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当前改革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转向以政府转型为抓手和突破口。但是光靠政府改革还不够,还要推进政治层面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政府职能要从包揽经济增长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首先是改革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把公共服务和群众满意度作为最主要的指标;其次是加快全口径的财政公开,公开到细项;第三,根据各级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界定公共支出标准,减少腐败、减少浪费、减少“三公”消费。高尚全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突破口是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以采取三个“率先”的推进路径:一是新上任的官员率先公示;二是新上任官员中的领导干部率先来公示;三是不动产率先公示。王一鸣认为,政府转型核心是简政放权。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曙光认为,应以独立、公正为重点尽快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明确政法委的职责定位;第二,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建立双层司法体制,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破产法院、治安法院等专门法院;在法院内部权力配置上,实现行政与业务相分离,审理权与裁判权合一的改革。司法经费独立预算,并由中央财政专门拨付。第三,明确检察院作为政府公诉人的角色,将法律监督的职能分离出来。
三、把握改革主动权,化危为机
1.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改革攻坚的思想基础。高尚全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之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为解放思想。汪玉凯认为,构建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础,不能离开改革开放以来确立起来的一系列重大路线方针政策,不能离开全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离开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确立的大政方针。常修泽认为,实现改革突破必须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贾康认为,继续解放思想要更有针对性,要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哲理和智慧,不能人为贴姓资、姓社的标签,才能凝聚最基本的共识。
2.开门搞改革,促进改革共识形成。迟福林认为,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定的社会压力推动下的。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适应决策需求,更要适应社会需求。高尚全提出,中央制定改革方案,既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也要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网站,广大群众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为改革献计献策,使中央文件起草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从而促进改革共识。
3.既要坚持先行先试,又要强调顶层设计。杨团认为,跑赢危机,改革要讲速度和效率,一是已经在做的改革要加快速度,比如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二是看准的改革措施要尽快做,例如官员财产公示;三是关键的改革要允许先行先试。贾康认为,要强调先立法与鼓励先行先试相结合推进改革。孔泾源认为,要肯定过去改革先行先试的经验,先行先试以后看看实践效果,凝聚共识,逐步从底层到高层建立法制法规。聂高民认为,防止改革碎片化,应当把体制的系统性和危机管理的紧迫性结合起来考虑改革方案。高尚全认为,强调和保障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必须建立相应改革协调机构。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研讨会综述
匡贤明 何冬妮
2013年6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主题为 “改革攻坚的行动路线”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劳动学会、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当前改革的总体形势、重大任务和推进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充分认识“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形势
1.危机倒逼改革。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关键阶段,以往大量消耗资源、过多依靠投资、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支撑高速增长的模式到了必须转变的临界点,不深化改革就可能发生大的危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需要高度重视四大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二是产能过剩严重;三是权力和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四是公权力的约束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当前尤其需要警惕失业危机和征地拆迁、污染等引发群体性事件增多带来的危机。
2.新阶段推进改革的难度大、阻力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认为,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深水区,难度大,阻力也较大,攻坚克难的任务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新阶段推进改革面临三个非常大的缺失:从组织形态看,各类组织功能有很大的缺失和错位,尚不能构成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从市场形态看,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权利形态看,权利义务体系很不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指出,过去十年来,有些改革短期推起来很容易,但也由此形成了既得利益,从而给中长期改革带来阻力。
3.尽快制定改革跑赢危机的路线图。迟福林认为,当前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定背景下,要求我们客观把握全面转型的大趋势,抓住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来形成未来3—5年的改革行动路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指出,新阶段改革路线图要“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中长期,要兼顾10—15年的改革;大视野,要有全球视野、转型国家视野和“五环改革”视野;攻重点,力争在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改革上有所突破;说新话,与过去改革提法相比,要有所超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要有危机意识,主动把握改革;否则等到危机来了再改,就成了被动改革。
二、以跑赢危机为导向加快改革攻坚
1.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攻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当前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要素市场化进程缓慢。经济领域改革关键是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周天勇提出,从化解风险与危机出发,经济改革有两大攻坚任务:一是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创业和就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二是改革国有集体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实现“延长年期,赋予产权,平等入市,以税代金”。常修泽认为,“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需要推进五大重点改革:推进“结构性破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新一轮财税改革,首先,在财政层级“扁平化”的前提下深化省以下分税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由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消解地方财政困难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的制度性原因;其次,加快直接税制建设步伐,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第三,创新财政管理机制,包括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财政收支绩效考评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
2.以培育社会自组织能力为重点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攻坚。王一鸣认为,社会领域最核心的是要建立社会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是政府责任。宋晓梧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政府、社会、企业这样一种三维体制,其中社会主要是由社会组织、中介机构构成。各类市场主体需要一个有自组织能力、自协调能力的公民社会。建议尽快取消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赋予社会组织自组织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改革社会组织体制,一是免于登记的国办社会组织需要分类改革;二是已经登记的公办社会组织要与政府脱钩、去行政化;三是统一制定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制度,适度提高公益捐赠扣除比例;四是大力发展综合农协,以此探索农村社会体制改革新路子。
3.把政府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突破口。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当前改革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转向以政府转型为抓手和突破口。但是光靠政府改革还不够,还要推进政治层面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政府职能要从包揽经济增长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首先是改革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把公共服务和群众满意度作为最主要的指标;其次是加快全口径的财政公开,公开到细项;第三,根据各级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界定公共支出标准,减少腐败、减少浪费、减少“三公”消费。高尚全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突破口是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以采取三个“率先”的推进路径:一是新上任的官员率先公示;二是新上任官员中的领导干部率先来公示;三是不动产率先公示。王一鸣认为,政府转型核心是简政放权。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曙光认为,应以独立、公正为重点尽快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明确政法委的职责定位;第二,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建立双层司法体制,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破产法院、治安法院等专门法院;在法院内部权力配置上,实现行政与业务相分离,审理权与裁判权合一的改革。司法经费独立预算,并由中央财政专门拨付。第三,明确检察院作为政府公诉人的角色,将法律监督的职能分离出来。
三、把握改革主动权,化危为机
1.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改革攻坚的思想基础。高尚全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之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为解放思想。汪玉凯认为,构建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础,不能离开改革开放以来确立起来的一系列重大路线方针政策,不能离开全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离开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确立的大政方针。常修泽认为,实现改革突破必须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贾康认为,继续解放思想要更有针对性,要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哲理和智慧,不能人为贴姓资、姓社的标签,才能凝聚最基本的共识。
2.开门搞改革,促进改革共识形成。迟福林认为,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定的社会压力推动下的。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适应决策需求,更要适应社会需求。高尚全提出,中央制定改革方案,既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也要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网站,广大群众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为改革献计献策,使中央文件起草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从而促进改革共识。
3.既要坚持先行先试,又要强调顶层设计。杨团认为,跑赢危机,改革要讲速度和效率,一是已经在做的改革要加快速度,比如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二是看准的改革措施要尽快做,例如官员财产公示;三是关键的改革要允许先行先试。贾康认为,要强调先立法与鼓励先行先试相结合推进改革。孔泾源认为,要肯定过去改革先行先试的经验,先行先试以后看看实践效果,凝聚共识,逐步从底层到高层建立法制法规。聂高民认为,防止改革碎片化,应当把体制的系统性和危机管理的紧迫性结合起来考虑改革方案。高尚全认为,强调和保障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必须建立相应改革协调机构。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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