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中国的一本账

　　专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全民讨论改革的时代，楼继伟强调应该更多地用法治秩序和契约精神去审视改革，他以一贯直接和坦率的风格，针砭体制积弊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掌舵人的位置给了楼继伟观察世界经济的一个特殊视角，让他对世界经济发展这本账有着最直接的观察，而9年的财政部副部长生涯，又让他熟知国内经济的这本账，在此刻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下，他的视野中，可以更加方便地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这两本账融合起来进行考量。

　　他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是曾经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这也让他更多地从改革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政经发展，在全民讨论改革的新时代，他强调应该更多地用法治秩序和契约精神去审视改革，他以一贯直接和坦率的风格，针砭体制积弊。

　　投资世界是楼继伟领导下的中投公司的己任，以入股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为最新节点，中投成立5年多时间内，进行了数十笔海外集中投资，期间的资产配置和投资模式都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最大挑战是应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各种变数。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2012年底达到3.31万亿美元。楼认为，这巨大的外汇储备并未给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带来足够便利，他呼吁给予中国更多的对外投资的机会，进行更多的海外投资。

　　全球紧缩与中国支撑

　　一个全球紧缩的时代，对中国而言机会是什么？中国又给世界提供了哪些机会？楼继伟说，需求是最紧缺资源，中国经济支撑了相当一部分世界经济增长，而海外的投资需求也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重要支撑。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中国主权基金的负责人，您具备从全球化来审视观察世界经济的视角，您如何看待现在和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形势？

　　楼继伟: 我认为，全球经济从政策层面看有几个特点：

　　第一，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都在实行量化宽松（简称“QE”），外界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QE4”等系列政策，要我说，不会再有了。今后的特点是无限量的QE，全球的央行都将实行无限量QE，过去QE都有数量限制，现在没有限制。

　　美国将目标转到了实体经济改善，日本今年原本是要实行1万亿央行的购买计划，到现在不再确定具体的数额，只要通货膨胀不超过2%，就继续干下去；欧洲央行，实行的OMT（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即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也是一样的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二，刺激增长的政策能力有限，经济短期的支撑和长期的持续之间的矛盾加剧。美国在进行关于财政悬崖的讨论，日本刺激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没什么效果。

　　第三，刺激增长和财政整顿等各方面的矛盾加剧，因此公共政策的需求方面改善的余地并不大，在动员民间投资和消费方面思路也不多，只有一点点进展；监管方面的思路，是有一定的改善。比如说，“巴塞尔III协议”（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推迟了，大家一直说宏观经济审慎监管，应该反周期调节，在一个需要银行发放贷款、银行在去杠杆化从而崩溃的风险并不大的时候，加快推出巴塞尔III是不合时宜的；先往后推迟，待情况改善了再实施，这是对的。

　　第四，供给方的改革是关键。这方面大部分国家都有所进展，特别表现在欧洲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面，爱尔兰做得是最好的，意大利、西班牙在第二梯队，也不错，法国略有进展。法国在今年1月中旬，通过了一个改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法案。我们比较一下2002年，法国围绕“企业主能不能在试用期之后不续聘应届大学生”这个问题，造成家长和学生上街，德维尔潘总理下台。现在的这个法案比那个时候前进很多，并没有造成社会动荡，说明危机教育了人民，社会有一定的宽容度了。

　　北欧继续改善它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它仍然很有竞争力。我很佩服的是瑞典，瑞典通过一个法案，核心内容是退休时间和老龄化的速度挂钩，随着国家老龄化的加剧，退休年龄自然地和它挂钩，民主国家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来解决问题，这个实践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我们讨论，根据国内人口的状况是不是要推迟劳动力就业的退休时间，社会上反对声非常多。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改善重要的措施。相比之下，我们观察到其他国家供给方的改善有所进展。问题有两个，第一，在需求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给供给方改善提供多少时间、多少支撑；第二，社会方面给多少容忍度，如果容忍度不高，特别是危机以来带来社会两极化加剧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风险点，我们看到低容忍度在去年、前年达到极点，现在看是有点缓和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接下来的一年或者几年时间里，您认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主基调应该是怎样的？

　　楼继伟：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需求是最紧缺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2013年可能在8%以上。中国经济支撑了非常大的全球需求，而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在紧缩，在需求方面靠内部供给动员很困难，所以需要外部需求支持它，中国提供了最紧缺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市场的效率在增加，投机性政策出台的可能性在下降。去年希腊主权债PSI，私人部门和非欧洲区央行持有的希腊主权债，都是“剃头”、“减记”50%，而欧央行和欧洲各国央行不必，结果对市场造成了重大打击，是促使欧债危机深化、加剧、风险剧升的重要原因。

　　央行要同市场服从同样的游戏规则。如果央行适用于优惠的规则，结果你把把都是赢的，市场参与者把把都是输的，那对不起，参与者选择离开，货币政策引导机制没有了，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所以非欧洲国家投资人全离开欧洲，立刻造成国债价格下跌、国债收益率提高、问题国家更为困难。我认为市场已经对他们有了教训，投机性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下降。总的来看，温和、曲折、缓慢的复苏是今年的主调，但市场波动还是非常大的，要特别关注几个风险点，比如说现在马上到了5月份美国的国债上限以及欧洲一体化议程的各个节点。

　　“让市场起作用”与“防止民粹化倾向”

　　法治秩序和契约精神是楼继伟最为看重的市场化保障要素，他曾经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就是《让市场起作用》，在这个尽管曲折但前景明确的全球化时代，他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在凸显，中国应该在这段时间的国际治理机制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这方面的议题就太多了。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在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中国具体有哪些机会？

　　楼继伟：第一，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的重要性凸显，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的国际治理的机制上确立地位。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在调整，纠正过去的错位，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是送给现在手中有钱的国家，比如说就是送给中国的，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要给企业对外投资的自由，政府往往只看到大宗商品和高技术方面，是有一些机会。但实际上经济结构方面有大量的错位，再平衡过程中有大量机会。

　　相比于欧洲的劳动效率，欧洲人工资过高，而且有大量的时间闲暇，地中海周围都是他们的旅游地。现在他们要多干活少悠闲了，那些旅游设施一个个陷入困境。目前中国人赴欧旅游，一般是跑巴黎、伦敦，其实对地中海周围的旅游业投资，把中国旅游者引入，是救了他们，也帮了我们。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机会，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包括新兴国家、俄罗斯、非洲等，内部需求开始起来，要看到他们的消费驱动，而不仅仅是看到他们的大宗商品。

　　这些机会，政府往往看不到。要给企业更多的对外投资自由。

　　《财经国家周刊》：在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和发展中，能起到内核支撑作用的将是什么？另外，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发展陷阱？

　　楼继伟：国内持续的增长是最关键的，要减少短期刺激，持续的增长来自于供给方的改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不能够破坏的。国内有的经济学家讲到，收入分配要关注初次分配，举的例子是社会保险碎片化的问题要解决，这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供给方的改善，还需政府有这样的观念，即保护契约。

　　比如，最近出台了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此前政府部门和投资人建立了契约，一般是按照8%的收益算的账。11个法定节日，再加上相邻周末，共30多天，再加上集中效应，影响收益已达8%以上。投资人的收益没有了，政府补不补？政府是跟投资人建立了契约，没有协商，也不补偿，今后谁还对收费公路投资？国家全包起来有那么多钱吗？所以我们讲依法治国，政府部门首先要依法治自己，我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法律就是合同法。也就是习总书记最近说的要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

　　从社会的秩序方面，要防止民粹化的倾向，防止社会的两极化。公平、公正是竞争力的重要要素，其中公正更重要，公正产生公平。如果不以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片面追求公平，那么当一个国家没有竞争力的时候，我们看到南欧一些国家非常悲惨，处境最惨的是底层百姓，富人早就离开了，公平也就丧失。所以公正、竞争力是第一位的。

　　十八大报告讲到，工资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人民收入的增长要和GDP发展同步，我们要尽力做到。每个人都希望涨工资，但个人、企业、国家要保持竞争力，坚持两个同步，意义重大。再有一个就是宽容，民粹化流行的时候，不论是企业、个人，包括政府，都会使得它的政策、决策、行为偏向，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理性、宽容。